A Legacy of Bai-Sha - The Collection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iscussion Book Description: 教育文選系列Ⅲ─白沙傳承─文教論述選集

By NCUE and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本書選自張植珊教授歷來發表過的文章，分從「憂患教育」，「白沙建校」，「教育與輔導」，「文化與宗教」，「海外僑情與僑教」，「青年輔導與『張老師』」，「追憶與口述歷史」等七個範疇來輯集，共四十三篇，都是作者從事推展教育文化工作嘔心瀝血的經驗，加以構思記述、並抒發心路感言。印證了台灣「教育」、「輔導」、「僑務」與「文化建設」工作推展的艱辛歷程，值得教育研究學界與後進者的參考。

【作者自序】

去年甲午新春、龍馬艷光高照白沙山莊，彰化師大舉行創校以來、離退與現任同仁的團拜聯誼大會，並為創校校長許智偉兄安排新書發表會。應 前來舊雨新知、白首華 、相聚雅集、 論古今。更伴以兩位副校長弦歌唱奏、雅樂相隨，氣氛溫馨、盛況難尋。郭 光校長周旋於賓友間、親切接待、寒暄問暖，真可說是難

• Language: 中文
• Publisher: EHGBooks
• Release date: Feb 1, 2015
• ISBN: 978162503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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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創立至今，四十三載有餘，歷經台灣省立教育學院、國立台灣教育學院、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三個時期的改制與變革，在歷任校長許智偉博士、張植珊教授、葉學志博士、陳倬民博士、康自立博士、張惠博博士及郭艶光博士的卓越領導，全校的教職員工生，共同奮鬥、戮力勉行，而有今日之規模與成就。而菁英輩出，人才濟濟，更是我校最為難能可貴之處！

彰化師大是一所以教育師範為本的綜合大學，四十一年來，建基於「新、本、精、行」的校訓精神，及「教學為本、研究為先」的務實理念，使得彰化師大成為培育中等學校各類師資的搖籃與重鎮；也讓彰化師大造就出蓬勃的學術風氣與斐然的研究成績。其中，蔚然成林的學術成就，以及豐厚踏實的專業成績，實有必要以「專刊」或「叢書」的形式，將之推廣於士林，貢獻於社會。

嗣後有校內、外許多關心學術推廣的專家學者教授們，多有倡議出版學術大作，可由學校積極出面，敬邀或廣徵彰化師大學術崇隆、貢獻非凡的現任或退休的師長們，精選各自的學思心血大作，出版系列的學術叢書。民國一百年，適逢彰化師大創校四十週年，當時彰化師大校長張惠博先生，有意以「彰化師大教育文選」系列為名，出版彰化師大師長們的教育論著；而學校又藉校內學術發展基金會，由研究發展處負責執行，並著手辦理這一饒富意義與價值的行動方案。是以分期邀請歷任校長，及學術卓越的教授，彙集其個人歷年有關教育的論著，編輯「彰化師大教育文選」系列叢書，於焉起始。

首先邀約的是創校校長許智偉博士，及將學院改制為彰化師大的校長葉學志博士，彙集他們個人歷年有關教育的論著，成為「彰化師大教育文選」系列之一，進行出版。未幾，張惠博校長任期屆滿，出任高雄空大校長，遂將此一「教育文選」之出版，移交繼任之郭艷光校長。郭校長厚意承繼，交研發長李漢文教授主理，研發處助理徐欣怡小姐做編輯與行政支援，並委由職任事主編工作。我等恭謹從之，全心全意，戮力以赴，始交由Amazon出版社付梓之。如今，兩位學養崇隆且是教育思想與教育行政大師的大作，已於民國一○二年七月（葉校長）、十二月（許校長），次第出版、隆重問世！

循此既定模式，遂於民國一○三年二月初旬，趁學校舉行年度新春團拜，並隆重舉行許校長執筆的第二輯｢教育文選｣新書發表會之際，特由郭校長敬邀第二任校長張植珊教授，厚賜個人教育學思大作，續為出版系列｢教育文選｣第三輯而邁進。歷經一年以來的校內籌畫、與張校長的多方聯繫，再由校長不辭辛勞地親自篩選、訂正、排列、標題，共彙編有憂患教育、白沙建校、教育與輔導、文化宗教、海外僑情與文教、青年輔導與「張老師」、追憶與口述歷史等七大類項；舉凡四十三篇文稿、記述，皆為張校長極盡個人一生的歷經，用心實幹於輔導學術與教育文化的廣大領域中之精髓華露。真是，張校長一直是我國教育與輔導學界的知覺菁英，他更是此界領域中的大推手與領航人！

今之「教育文選系列」能順利出版，承蒙前後任張校長惠博與郭校長光的期許與指導，前後任李研發長奇英與李研發長漢文的行政資助，學校許多師長、同僚的指導、勉勵與相助，個人表達內心十二萬分的謝忱與敬意。忝為「教育文選」系列叢書的主編，得以先行瞻仰大師的風範，學習賢哲的智慧，實乃個人的榮耀與幸運！個人才疏學淺，但盼編輯無誤，無虧於學校師長們的厚望爾。

袁志晃

謹誌於民國一○四年元月

教育思想的行者

張前校長植珊先生為本校前身「臺灣省立教育學院」的第二任校長，六十九年七月任內推動本校改制為「國立臺灣教育學院」，自此本校改隸教育部，並在原有輔導學系、科學教育學系、職業教育學系等三系基礎上，設立特殊教育學系、物理學系、數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工業教育學系、商業教育學系、語文教育學系（現更名為英語學系）、輔導研究所等系所，為輔導與特教開啟人才培育途徑，更躬親擘劃，首創輔導學系（現更名為輔導與諮商學系）與特殊教育學系，並爭取亞洲教育與輔導協會設置亞洲區教育與輔導資料中心，使本校成為我國輔導工作之重鎮，奠定本校教育體系發展的良好基礎。

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張前校長任期屆滿，轉任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擘劃全國各縣市文化中心的設立與評鑑制度、推動文化建設工作，對於教育學術、文化行政與藝術資產保存，皆有重大貢獻。本校研究發展處出版「教育文選系列」叢書，秉持知識與應用兼顧，傳統與當代相融的目標，汲取智慧，守本求新，邀請張前校長貺賜專著，《白沙傳承—文教論述選集》以精深的教育理念，為「教育文選系列」之推動落實奠基，是一本偉大心靈的精采紀錄，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生命的思量與前行的座標。

法國教育家康派野Compaye說：「一切哲學系統，都藏有一種特殊教育學的種子。」在教育理想觀念中，注重關懷本質的教育哲學已是理念上的共識，但放眼凝望，眾聲喧嘩的各家學說之中，多的是所謂的「專家」，少見真正的「知識份子」，更少見躬行教學精神與教育哲學的大師。

張前校長在校期間，樹立務實致用的校風，更啟發創新的教育思維，《白沙傳承—文教論述選集》論述教育文化的理念，提出新的教學思維與文化道德的陶冶和教育責任使命感，包括「憂患哲學與憂患意識」的新觀念、新詮釋，以及「教育與輔導」、「文化宗教」、「海外僑情與僑教」、「青年輔導與張老師」等教育輔導經驗的結集，家國情懷、文化素養、教育熱誠、人文典範，是一位思想的行者，傳承「主養志，重實踐」的白沙精神，落實「新、本、精、行」之教育理念，具體指出大學自主發展，道德文化與社會責任的教育目標。「白沙建校」、「追憶與口述歷史」兩個單元，對於本校始創、改制的過程詳細記載，是鉅細靡遺的校史記載，書中記憶的時刻與場景，傲岸的教育行者身影，是彰師校史裡的光采，白沙建校的輝煌歷史，不僅有著深切的教育使命，肩負育才的重責，在面對社會變遷，如浪潮般的教育改革時，堅持朝教育文化發展，因此能夠維持優良的傳承而開展出新的傳統，不墨守成規，不一昧守成，學校改制後更精益專業，各種教育體制、教育理論、教育措施與教育方法等，皆隨著當代思潮及教育思想之變遷而改革，不斷提昇學校效能，永續發展。

哲學是一種智慧，同時也是一種精神境界，哲學家同時也是社會中獨特的思想者，張前校長既是一位教育哲學的思想者，更是一位實踐力行的行者。行者無疆，所到之處，一舉一動，就是燦爛的焦點。從教育到文化志業，張前校長的行止，成為價值混淆時代的指南，同時也是家長、師長指導子弟最好的典範。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長郭艷光謹序

中華民國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自序

去年甲午新春、龍馬艷光高照白沙山莊，彰化師大舉行創校以來、離退與現任同仁的團拜聯誼大會，並為創校校長許智偉兄安排新書發表會。前來舊雨新知、白首華、相聚雅集、論古今。更伴以兩位副校長弦歌唱奏、雅樂相隨，氣氛溫馨、盛況難尋。郭艷光校長周旋於賓友間、親切接待、寒暄問暖，真可說是難得一見的教育饗宴。席間承蒙郭校長盛意敦囑，請我這位第二任校長接棒出書，意在於明春再聚時簽書相送。意義深遠，敢不從命！

感於人生經過各階段生涯，練、自必擴大視野，而書寫抒、正可思慮清澄。尤其邁入耄耄之齡、難免百感交集。倘若以此人生成長發展過程，從回思追憶與既有文稿資料中，整理出系列軌跡，加以條理記述，豈只一大樂趣，且亦不負此生。筆者數十年生涯領域，逢巧合跨越教育、文化、僑務、乃至青年輔導一系列的工作與體認，其中以教育、文化、僑務三者為重要里程。至於輔導工作，則是一種重要的精神、方法與態度。就以上三者工作中，無不以富涵輔導的民主精神、和科學方法與包容、接納態度。尤其教育工作的青年輔導更是如此。但是無論課堂授課，或陋室研幾；或潛心文化紮根與推展；或奔波海外傳僑教，都與文字書寫閱讀有關。禿筆所至每必留下痕跡，筆耕經年、著述類別倒有些許，是以不揣譾陋，應命將多年來的學術論證、田野研究、專題撰述及抒懷散文等，加以檢視、選擇具代表性者四十三篇，分「憂患教育」、「白沙建校」、「教育與輔導」、「文化與宗教」、「海外僑情與僑教」、「青年輔導與張老師」、「追憶與口述歷史」等七類，送供編修出版，冀博讀者一粲，並就教於高士。

頃悉彰師大規劃「教育文選系列」專書計畫，係出自前任張校長惠博兄之首倡，並得現任郭校長賡續大力推動，此對提升校園學術研究，與鼓勵師生撰寫發表之興趣，具有正面的鼓舞作用。尤其前後任研發長李奇英教授、與李漢文教授的鼎力主持其事、袁志晃教授的統籌主編，行政助理徐欣怡小姐的盡責執行，備極辛勞。茲以付梓在即，匆匆成序，對上述諸位、謹致上無盡的敬意。

張植珊

寫於民國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目錄

主編的話

教育思想的行者

自序

目錄

憂患哲學與憂患教育

從憂患教育強化憂患意識

憂患教育與社會建設

憂患意識的哲學觀－兼談先總統蔣公的憂國情懷

二十一世紀中國教育理念的探討──憂患哲學與現代化

蓽路藍縷起黌宮──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的始創

我們是怎樣走過來的──在彰化師大校慶大會講

我是這樣走出去的──談與國立台灣教育學院的幾件大事

張植珊先生訪談錄

白沙憶往 為國立台灣教育學院改制大學作

二十年的我思我見

我國師範教育的發展

我國學術教育之發展與改進芻議

我國學制改革之研討

我國大學教育發展的方向

我國近六十年的輔導運動及其發展動向

儒學人文思想與教育輔導學

談教育評鑑

開拓生活輔導的空間

從EQ談孔子道德的重要性

邁向二十一世紀文化均富理念的探討

人文陶冶與文化教育

文風與國運

道德教育與經濟發展

現代化過程中的倫理道德與宗教信仰

當前文化建設的問題與展望

國家文化建設的規劃與發展

國建六年計畫中的文化建設

中山先生思想在文化均富理念的探討與實踐

國家文化建設的現況與展望

我國文化建設工作的推展

泛靈信仰與儒釋道大結合

海外僑情與僑務工作

海外文教與師資培育

陪伴青年邁向新世紀

三十而立跨越世紀

搶救迷途中的青少年

休閒文化活動計畫實施之芻議

感恩與難捨

一代宗師的教育理念與貢獻

師門情深、點滴心頭

弘道立德一君子

白沙口述歷史：張植珊校長

憂患哲學與憂患教育

一、前言

人類的行為，率多由思想而生信仰，由信仰而生力量。哲學正是人類思想的產物，它是人類思想向宇宙人生的真理作無窮的探索。它不但有一種「創生的精神」（史懷哲：「文明的衰敗與復興」），而且於一種「規約或規範的活動」，更重要的，它還是一種「價值判斷」的學問。

由於人類有各種不同的環境，各種不同的利害，各種不同的思想方式。因此，任何國家或民族，自有其「必有以立」的哲學。同時，由於每個時代必有其特殊的社會環境，就自然產生了能適合社會環境、符合國家需要的特殊哲學思想。今日我們國家的處境，外則國際姑息逆流囂張，內則兩岸烽火未熄，真可謂憂患有加，國步維艱。在過往數十年來，已使我數億同胞遭受到空前未有的浩劫。也是我國國運處於最為晦昧憂患的時代。在這個憂患的時代裏，自應有適於時代需要的憂患哲學。

尤有進者，由於「哲學是教育的普通原理，教育是哲學的實驗室」（杜威：「民本主義與教育」），所以，我們今天，不但是需要革命立國的憂患哲學，同時更亟需救國救民的憂患教育，始能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二、憂患哲學的產生

國父曾經說過：「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民生主義」第一講）可見，哲學的起源，在於人類求生存的需要。中國哲學的演進，幾全以民生問題為其起伏推移的核心。質言之，求生存是人類的目的。然而天災人禍，內憂外患，在在都使人類的生存受到威脅。於是，生活於憂患中的人們，便憂時憂國，驚駭時生，憂患哲學便因之而起。西方哲人持類似看法的也時有所見，柏拉圖（Plato）說：「驚駭乃哲學特有之性質」亞里斯多德（Aristocle）說：「人皆由驚駭而生哲學之念。」叔本華（A. Schopenhawey）也說：「驚異乃是喚起人生需要形而上學之因素。」凡此，均含有憂患驚駭所以產生哲學的道理。

我國憂患哲學之起源，可遠溯至易經。由於易經對於天道人事，推演深徹，所以成為古代哲理之經緯。易經繫辭說：「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由此，我們可以把這「新新不停，生生相續」（孔氏周易正義序）的易經思想，視為憂患哲學。誠如陶希聖先生所說：「漢儒以文王與紂之事說易。文王是積善之徵，紂是積惡之象。以積善與積惡之往來、反復、消長、成敗與興亡之理說易，如震與艮，損與益，剥與復，晉與明夷，以及井與困，革與鼎，是說得再明白也沒有了。」（「憂患哲學與革命民主思想」）這種憂患哲學，經過了儒家歷代學者的闡揚，發揮了無窮的威力。

三、憂患哲學的意義

憂患哲學不但在中華文化中，源遠流長，創造了輝煌的歷史，即在今日，也已成為我們殷憂啟聖多難興邦的重要憑藉。其主要意義如下：

（一）憂患哲學是安身立命的準則

古今中外，多少成大功、立大業的偉人都有其哲學修養，以作安身立命的基礎。先總統 蔣公曾說：「研究哲學的中心問題，其主要目的，還是在研究人的問題，第一研究如何纔得稱之為人，第二研究如何做人的道理。」（「革命教育的基礎」）憂患哲學正是做人的道理，安身立命的準則。有了它，便能「居安思危」、「戒慎恐懼」，在處事上，必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一個深明憂患哲學的人，必能體會「吃了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道理，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篇」）便是不移的至理，今總統蔣經國先生也曾勉勵我們：「我們都是憂患餘生，每一個人都飽經了憂患，當我們曾經遭遇到－不願的環境、扎心的毀謗、無理的壓迫，甚至到我們難以忍受的時候，大家不妨想一想總統的遭遇，體念一下總統的精神。就當對自己說，這事『出於我』，這事『在於我』！能如此，我們就會去冷靜地尋找安慰自己的功課，再作新的努力。」（「風雨中的寧靜」）由此，我們不必懼怕憂患之加諸於我們，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面對憂愁艱困的哲學修養與勇氣。

（二）憂患哲學是立國救國的基礎

先總統蔣公曾說：「無論那一個國家，那一個民族，外在內在情勢壓迫之下，要想恢復起來，必須先有哲學作基礎，必須他的哲學先要能夠獨立發揚起來。」（「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有了憂患哲學，便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從而生產「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便進而奮發有為，使國家立於不敗之基。

尤有進者，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國父一向主張革命救國的方法「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黨員不可存心做官」），其重點「在改良人格來救國。」（「革命要以人格救國」）因此，在三民主義指導下，因應時代需要的憂患哲學是愛國救國哲學，它以「效忠民族，熱愛國家」為其理想，抱著「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的革命胸懷，下定「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拔之根基」的革命人生觀。申言之，惟有憂患哲學，才能對人類心理的病根，拔本塞源，祛私補弊；惟有憂患哲學，才能對天理人道的運行，大徹大悟，擴充發揚；也惟有憂患哲學，才能對國家民族的前途，真誠信仰，堅貞不移。因此，毫無疑問的，憂患哲學是立國救國的基礎。

（三）憂患哲學是歷史成敗的權衡

我們循著歷史發展的軌跡，不難找出歷史發展法則。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凡能撥亂反治轉危為安的，莫不因為全國上下，均能懍於「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發為殷憂啟聖多難興邦的力量有以致之。誠所謂「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揆諸當前世界上也有像這種居安思危，在殷憂中戰勝強敵的例子，如以色列侷促中東一隅，處在阿拉伯民族國家虎視眈眈的圍繞下，真是憂患有加。但從一九六七年中東「六日戰爭」迄今，以色列豈但能在每役克敵致勝，且處處佔盡上風。其所以發揮出以一當百、以一當千，高度強勁的人力發展，得應歸功於一九五八年美國「國防教育法案」的啟示。實則，美國之所以制訂國防教育法案，乃基於一九五七年蘇俄發射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後，引起震驚疑懼而採取奮進的措施。但是、以色列卻因憂患加身，所以反而較美國更能發揮了破釜沉舟、置諸死地而後生的憂患戰略意義。

（四）憂患哲學是復興國家的利器

近百餘年來的中國，外患頻仍內亂不絕。民國肇造，而軍閥禍國；北伐初成，而日寇肆虐；抗戰勝利，民窮財盡烽煙四起，終至到了存亡絕續之秋。先總統蔣公曾經說：「雖然在今後一段時間中，將有無數的困難、痛苦、險惡橫在大家面前，一般或不免視為障礙危險而疑慮畏縮，但誠摯純潔的革命者，則反將視之為前進的階梯，而必愈益奮發其『憂勞興國』的大義血忱，『喚醒國民，為國服務』，這亦就是排除一切險阻艱難、獲致最後勝利成功的關鍵。」（「我們國家的立場和國民的精神」）因此，我們需要憂患哲學為精神柱石，全國同胞若都能懷抱著殷憂啟聖多難興邦的憂患哲學，不但不會「直把杭州作汴州」，而且必能憂時憂國，以提振蓬勃的朝氣，形成充沛磅礡的氣象；更能憂樂與共，以「團結民心，糾合民力」，匯集海內外全體同胞的力量，造成時勢，扭轉國運重建自由富強的國家，是所謂「鼓動風潮」。相信祇要我中華兒女，時時以國家之憂患為念，愛之憂之，必能化悲憤為力量，突破一切的難關，完成中興的大業。

美國喬治城大學國際關係與世界戰略中心主持人雷．克萊思博士在評估當今世界國力的觀點中，特別強調「國家的策略」與「國民的意志」，認為這是不容忽視的無形戰力。其重要性可從它與有形戰力間「相乘積」的高低中獲知。（「世界國力評估」）

四、憂患教育的精神

法國教育家襲派野（Compayr’e）曾說：「一切哲學系統，都藏有一種特殊教育的種子。」（「教育學史」）不錯的，就憂患哲學來說，它正需要憂患教育，才能使此一理念，達於實現。所謂憂患教育，其主要精神如下：

（一）民族意識的覺醒

民族意識是民族主義的根本。當民族間相互接觸的時候，民族意識才能表現出來；當民族間相互衝突的時候，民族意識才更見活躍。我國由於赤禍連年，使得教育不振，加以歐風美雨的不斷侵蝕，初期在科技文明方面顯得格外落後，慢慢地，民族自信受到嚴重的打擊，民族的憂患也因此而生。吾人提倡憂患教育，就是要加強民族精神教育，以喚醒民族意識，揚棄媚外、懼外、仇外、崇外的失敗心理，進而恢復民族自信心，以達莊敬自強的目的。

（二）國家觀念的重建

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先總統蔣公也有精醇透闢的說明，他說：「國家這個東西，是一個有機體，這就是說，國家是一個有生命的超於一切的集體組織，它全部的機構，就是一個完密的生命全體，每個國民就是構成這個生命全體的一個細胞，而全民族的歷史文化，就是它生活的史實和精神的產果。而此種歷史文化之傳統的基本精神，就是國家的靈魂。這個靈魂的強弱興替，就直接影響於一個國家的盛衰存亡。」所以，個人之於國家，猶細胞之於生命、靈魂之於驅體，兩者並重，缺一不可。由於西洋各派哲學思想的引入，在迷亂之中，誇張了個人的權益，致使思想逐漸分歧，正如先總統蔣公所說的「徘徊於四達之路的歧點」。由於思想的分歧，價值觀念也隨著混淆，一己的私慾在所謂個人權益的迷霧掩護下直入人心，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愛國觀念，亦逐漸隨著民族自信心的喪失而趨淡薄，這就是國家憂患的起始。吾人提倡憂患教育，乃是以我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歷史教訓，殷憂啟聖多難興邦的歷史證例，來激發全民的愛國情操，充實全民之危機意識，重建強固的國家觀念。

（三）憂患情操的發皇

一個國家的復興，胥賴於全國人民深明大義，自救救人的熱誠，在歷史上，德國當初原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處處要受他國的欺侮壓迫，但到康德、菲希特、謝林一班哲學家出來，在眾醉獨醒的環境中，不顧反對派的阻撓，祗是孜孜兀兀，以悲天憫人，救國自救熱誠發揚他們的學說與精神，喚醒了德意志民族的意志與理性，確定了真善美的最高境界，提倡自我創造，鼓勵人民為不朽的事業奮鬥，而以求得國家社會全體的自由為最高真理，於是德國民族才能完全復興起來。放眼我們此時此地雖然在經濟繁榮的情況下衣食豐足、生活安定，但這並不意味著就是所謂的「昇平盛世」，我們必需警惕的是，在安逸的背面，正存在著腐敗的危機，這就是所謂「死於安樂」的先兆。今天我們發展經濟乃是為了充實國力、建設國防，以備鞏固國力之需，決不可用來縱情逸樂。國民若無「死於安樂」的警惕，則歌舞昇平，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將腐蝕了每個健康國民的心理。所以，我們今天仍然需要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潔情操。這種高潔的情操就是憂患情操的發皇，吾人提倡憂患教育，要激發青年學子處處以國家安危為念，時時以「天下興仁，匹夫有責」為志，不躭於逸樂，不畏懼艱苦，以養成剛毅自強，知恥知病，勇於任事的自發精神。

五、憂患教育的重點

憂患教育的具體作法，可從以下三個重點著手。

（一）學校教育方面

國父曾說：「學校是文明進步之源泉」（「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因此，學校教育應在三民主義教育的最高指導原則下，同時在復興中華文化的時代任務驅使下，實施愛國教育，攝取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以變化學生氣質，陶鑄學生品性。先總統蔣公也曾指出：「在這人心陷溺，積重難返，而外侮緊逼，國難嚴重的時期，教育的非常任務，就是要使一般學生與部屬知道中國人積弱的癥結在私、在偽、在愚懦、在貪鄙，如果真的要洗心革面，挽救危亡，就必須知道愛國家愛民族、守法令重紀律，能夠在政府一個命令之下，隨時拿出所有的學問技能和生命自由，全部貢獻給國家，為救國救種來犧牲奮鬥！」（「救國敎育」）。

至其實施方略，當自貫徹三民主義教育宗旨始，使我們以「倫理、民主、科學」為基礎的三民主義文化得以發揚。其次必須提高教育品質，使成為提高國民素質、促進國家建設、達成文化復興的有力保證。其次為實施勞動教育，以革除士大夫的虛矯身段，鍛鍊青年的體魄，發揮文化的創造力，以為重振國魂的開始。再次為加強時事教育，使青年皆知此時何時，此地何地，而激勵奮起，死裏求生。

抑有進著，學校教育應循人類「向上意志」的原理，追求精神的提升，幫助學生建立健康的人生觀，使成為一個「堂堂正正」、「自強不息」的中國青年。同時，學校教育更應循「理性判斷」的原理，對人性尊嚴的恆久價值賦予理性的批評能力，強調傳統文化中「憂樂與共」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之下樂而樂」的情操，以培養立心、立命的國民道德勇氣。如此，教育纔能帶給傳統文化以新的生機，賦予新的生命。

（二）社會教育方面

教育保存和促進人類社會文化之延續發展的主要力量，其目的常隨時代與社會變遷而改變。因此社會教育自始便具有教育改造與社會改造的雙重使命。實則倫理文化的倡行，固然要著重內修自律的工夫，從生活規範作起，把倫理道德涵泳於日常生活教育之中，而亦當兼重社會教育的羣體夾輔，使臻於化民成俗。因此，憂患教育對社會而言，其目標當在培養羣性的體驗，使國民具有「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的凜然氣度。更要從羣性的教育中，使國民具有「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偉大志節。

申言之，社會教育對於文化復興，有其不容忽視的責任。社會教育應從多方面以擴充國人對「文化財」的認識，進而增益其人生的情趣與生活的內容；是故縣市鄉鎮應普遍設置如圖書館、民俗館及推廣全民教育的「文化中心」等的機構，以便蒐集、整理、展示、保存、宣導並積極利用文物，以發揮社會教育功能，宣揚民族文化；至於舊有之宗祠祖廟亦應予以保存，以示慎終追遠維護倫常；並由族長士紳、學校教師、社會名流率先踐履倡導民族固有道德，以「化民成俗」，端正社會風氣，把傳統的「鄉議里評」的輿論制裁古風恢復起來，尤其是大眾傳播事業，更應該憑良知勇氣賦予發揮社會教育的功能，不屈於廣告戶低級趣味節目的要求，不甘為影歌星糜爛生活寫報導，不屑在社會新聞中誇大其詞，不忍對兇殺案件多作渲描。從業人員時時以「文以載道」自期，淨化版面與節目，發掘好人好事，宏揚反共意識，鼓舞道德情操，激發民心士氣，使國人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能徹底瞭解，對國家政策樂於奉行不渝。

（三）家庭教育方面

家庭是個人社會化的第一個主要單位，兒童在家庭中所養成的知識、習慣、態度及人格特徵，都會影響其日後的社會適應。因此，家庭應將民族固有之優良文化特質與方式，教育給兒童，不但有利於兒童人格的發展，而且必將協助學校與社會，使文化陶冶任務得以順利推展。

觀諸今日國家社會，由於工商發達，多少家庭失去家的溫暖；由於生活方式改變，多少青年無禮無節。這些反常的現象，怵目驚心，真令人憂心忡忡。因此，憂患教育對家庭而言，其首要工作當推恢復固有倫禮道德，以培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倫理精神，使親子之情，長幼之序得以建立。尤其重要者，庭訓、家教、門風、家規之傳統家庭教育範式，誠不可一味揚棄。同時要實踐國民生活規範，以培養「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良好國民典型，使尊親敬長，汎愛親仁的優良美德以彰顯。

六、結論

易繫辭說：「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我們今天需要倡行憂患哲學，不但是為求身安，而且還是為保國。孟子曾說：「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孟子」「離婁篇」）今天，我們之憂何在？無疑的，當在憂國家民族的安危存亡，所以必須「操心危，慮患深」。

因此，我們今天需要實施憂患教育，使國人在面對逆境之中，更能奮起教育救國的雄心壯志，把教育的理想定於三民主義的理想之中；把教育的重心置於復興文化的工作之上，從學校、社會、家庭三方面，去實踐憂患教育，讓中華文化的復興任務，在「有志者事竟成」的現代化教育中不斷茁壯，讓復國建國的神聖使命，在「苦心人天不棄」的群策群力中早日完成。

（原載於中國論壇第六卷第四期，六十七年五月）

從憂患教育強化憂患意識

一、前言

際此國際社會競爭激烈，國際關係詭譎變幻的今日，一個求自主、求生存的國家，不僅要有長遠的奮鬥目標以為精神支柱，還要有肆應變局的全民共識以為進步與發展的動力。

蔣總統經國先生曾於民國七十一年二月提示國人以「四大精神」來迎接新時代的挑戰，這「四大精神」即是天下為公、明恥教戰、枕戈待旦、精誠團結。如就我中華民族的文化根源來探討，這四大精神可說是源自「憂患意識」而發皇滋長！蔣總統經國先生復於同年六月與八月兩次講話中諄諄以「啟發憂患意識」來勗勉國人，期以「憂患意識」來鞏固心防，以為一切建設之根本。

二、憂患意識的涵義

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左傳中記載：「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於此規。」；宋儒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些古訓，早已展現中華文化所蘊涵「憂患意識」的要旨；而歐陽修更分辨了「憂患」與「恐懼」之不同，認為：「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熟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憂患意識」的真諦經此詮釋益為明顯。歐陽修更進一步指出「憂勞可以興國，逸豫足以亡身」。明儒顧亭林也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們由此可以體會到「憂患意識」對「國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意義。

先總統蔣公早在民國六十年當我國毅然退出聯合國時，便以「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來激勵全國軍民「堅持國家及國民獨立不撓之精神」，體認「形勢成之於人，力量操之在我」的道理。

蔣公說：「在今後一段時間中，將有無數的困難、痛苦、險惡橫在大家面前，一般或不免視為障礙危險而疑慮畏縮，但誠摯純潔的革命者，則反將視之為前進的階梯，而必愈益發其『憂勞興國』的大義血忱，『喚醒國民，為國服務』，這也是排除一切險阻艱難，獲致最後勝利成功的關鍵。」

蔣總統經國先生深切體認「憂患意識」的時代意義，並澄清國人對「憂患」二字的誤解，又於民國七十一年十一月廿四日中央常會中明白指出：「處在今天時局艱難的時刻，全國同胞都應該發揮憂患意識」。並詳細分析：「憂」，不是憂愁憂慮；「患」，不是患得患失，所謂憂患意識，是臥薪嘗膽，枕戈待旦，奮發圖強的精神。至此吾人對憂患意識之體認，尤為清楚明白。

從以上古聖先哲對「憂患意識」所創發的涵義，及蔣總統經國先生對「憂患意識」時代意義之闡揚，益知「憂患意識」之被體認與踐履，都是在國家遭逢險阻艱難的時代，這也就是將孟子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衍生為「殷憂啟聖、多難興邦」的至理名言。

三、憂患意識的哲學基礎

前面已指出，在中華文化中，蘊涵著至大至剛的憂患哲學，易經繫辭記載孔子的話說：「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而「新新不停，生生相續」（孔氏周易正義序）的易經思想，即是憂患哲學之所自。

孟子提示世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我們談憂患意識，西方亦早有「危機意識」，同時強調危機處理方法。從哲學觀來看，我國的憂患意識與西方的危機意識內涵似有所不同。上面提到易經繫辭：「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這是我國傳統文化中「憂患意識」之始源。這句話的意思是，當周朝先王克殷而有天下，鑒於殷商末代暴虐無道，因而警惕自己，時時從事內在道德的修為工夫，不要重蹈殷商末世之覆轍。而西方之「危機意識」是在客觀的形勢上，個人或團體對於外在環境「認知」所採取之反應。此種反應似無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為指引，僅為個人或團體對外在環境「認知」之反應。「危機意識」雖然在哲學觀點上不同於「憂患意識」，但處於詭譎多變處處埋伏危機的時代，卻也不能輕視「危機意識」。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危機」一詞的普遍沿用，諸如工商業界為面對突發事件的處理，而有因應危機的作業流程；而心理輔導上更有危機調適的理論與方法，此均足以說明「危機」在現代社會廣被重視之一斑。但是令人訝異的，今日居然有些知識分子曲解憂患意識，誤將其加上危機感，並與無力感混為一談。這可證明現今社會中的一些人，因不敢面對問題而產生的鴕鳥心理。事實上，「危機」的情境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對危機而無積極的道德勇氣，以致喪失了固有文化中的「憂患意識」，因之遇事不是慌張失措，便是麻木不仁；並且因不敢面對危機的客觀事實，而誤將「憂患意識」視為失敗心理。

四、憂患意識在不同層面上的行為實踐

依據行為實踐基礎，憂患意識可從國家、社會及個人三個層面去實踐。在國家民族層面，就我們所信守的「殷憂啟聖、多難興邦」的真理，激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襟懷，發而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和「我死則國生」的偉大情操。在社會環境的層面，則在強調提振精神生活，不因物質享受的優渥而降低了生活素質。憂患意識之於個人的修為層面，則是發自內心的一種堅毅的氣質，其中包括戒慎、自律、警惕、自勵等美德的抱持。

基於「憂患意識」在國家、社會、個人等不同層面的意義，吾人可進一步就「憂患意識」在人民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以及民族的生命等四大範圍內之行為實踐加以探討：

（一）充實生活內容以豐富生命的意義

充實生活內容，從動機上言，是「服務社會」，從方法上言，是「增進知能」。因為以「服務」為目的，可以祛除私慾，把生命的意義建立在「利他」的基礎上。以「增進知能」為充實生活內容的方法，即是要從積極的求知來啟發潛能，這樣，服務社會的動機方能實踐、落實。一個懷有憂患意識的人，常以追求完美的目的，必能時時自我惕勵，自強不息，不停地追求新知，以實現自我而貢獻社會。

（二）戮力社會建設以扶植社會生存

「憂患意識」代表著一種知恥知病的自覺警惕，每個人要從「自我」擴大其關懷的層面，而以體的利益為先，以全社會的福祉為重，這樣便能有效運用物質的功能，貫注精神生活的領域，戒除靡爛奢侈、麻木不仁的生活習慣，發而為人溺己溺的博愛精神，始克促進群體間的和諧，進而扶植社會的生存。

（三）鍛鍊堅強的意志以發展國計民生

意志的鍛鍊是個體內在修養的核心，所謂發自內心的堅毅氣質，就是意志鍛鍊的效果。也唯有抱持破釜沈舟的壯志，和臥薪嘗膽的苦心，才能排除險阻艱難，戰勝逆境，本此襟懷人人兢兢業業，腳踏實地，不逾矩、不躁進、不故步自封，如是日新又新，始能達到發展國民生計的目的。

（四）建設富強的國家以延續民族生命

我們國家是由一個民族──中華民族所建立，國家的獨立就是民族的獨立，為延續民族的獨立生存，則必須維持國家立於世界而不墜。今日我們所要努力以赴的，不僅要建設臺灣為三民主義理想的典範，更重要的是要在民族獨立、民權普及、民生發展的三大前提下，建設富強的國家，使國家堅強屹立於國際的舞臺，而確保民族的獨立自主進而延續民族生命。

五、以教育強化憂患意識

由上述充實生活內容、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等四個層次所探討之憂患意識的行為實踐方針，使吾人更了解如何發揮憂患意識。處此國事多艱的憂患時代，為鞏固全民精神力量，當先喚醒全民憂患意識。茲略論如何經由教育途徑強化憂患意識：

（一）充實生計教育的內容

國民的生計是民生問題的基礎，為使民生問題獲得解決，必須先充實生計教育的內容。今日我們所遭遇的憂患，並不是物質貧乏的憂患．而是物慾無止境追求的危機，此一危機乃造成了精神生活的貧乏與虛脫，為挽救此一危機，必須從充實生計教育的內容著手。在教育運作上，個人方面，生計教育要注意個體的意志鍛鍊，充分認識自己，克服本身及環境的障礙；社會方面，生計教育的重點則在發揮社會的公平原則，致力互助社會活動而達到和諧、公平、安康、進步的理想社會境地，亦即是要注意人力的平均發展及人力供需的週適。

（二）強化道德教育的內涵

吾人深知，憂患意識之發端乃在人類的道德修養，這也是憂患意識之所以是一種主觀動力，並與危機意識有所分野的原因、是以，強化道德教育的內涵，乃是憂患教育實踐的始基；我們深感現代化社會，所迫切需要的乃是相互信守依存的職業道德、維護整體安寧的公共道德、廣積為善不欲人知的「陰德」，乃至秉持正氣的道德勇氣。

（三）致力價值觀的澄清

價值觀念建立在價值取向之上。一般說來，一人在同一時空對環境所常產生的一種共同適應方向，這就形成了當時的所謂「價值標準」。譬如被詢及「人生的主要目的」時，「服務社會人」是一種價值觀，而「追求生活享受」亦是一種價值觀。凡是具有道德意志的人，必知道在這兩種價值觀中，抉擇前者而抑制後者。憂患教育便在陶治青年正確的價值觀念，注入「去偽存誠」、「識大體、明大義」的血忱，而不為物慾所淹沒，不為私利所吞噬。

（四）重視邏輯思考的訓練

邏輯思考是明辨是非的利器，邏輯思考的特性是「精密觀察」、「周全推理」與「正確判斷」。憂患意識在邏輯思考訓練上所發揮的作用在堅定個體的「理性的認知」、「感性的激揚」與「耐性的貫徹」。本此對知、情、意的運用，便能以理智為基礎從事精密的觀察、以情意為依據做週全的推理，更以意志為力量勇於作正確的判斷！

六、結語

綜上所論，我們再次強調，從教育上探討憂患意識，則必須把握憂患意識的真義，認識憂患意識在理論與實踐上的層次，並透過教育的過程，使其在教育的成果表現出來，這種以憂患意識為基礎的教育，即是憂患教育。

（原載於中央日報，七十二年四月十九日）

憂患教育與社會建設

一、前言

正如索忍尼辛發出的警語──

「所有生活富裕的人們容易喪失對危機的警覺，沈緬於今日的生活，結果可能喪失了抗敵的意志，我希望並且呼籲你們，能夠揚棄這一弱點，在你們物質生活有所成就的時候，不要讓你們的青年懦弱到寧願做敵人的俘虜和奴隸，也不願去戰鬥。」

「你們一千八百萬的人口，所面臨問題的深度正如同猶太人一樣，但是猶太人的問題會引起許多國家的注意，而成為當今世界的中心問題。你們的特殊情況，跟猶太人比較下，我不理解為什麼臺灣的命運，不能博得世界的注意呢？」

「你們只有依賴你們自己本身的力量！」

誠然，近十多年來強烈的內外衝擊，一再地給予我們連串的震撼，儘管全國上下懔於「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遺訓，堅持了立國的原則，不為横逆所動搖，但是卻不能「苦撑待變」「靜候奇蹟」，而必須以清明的神智「慎謀能斷」，面對將來情勢的發展要能冷靜分析。對外籌謀善策以因應詭譎的變局；對內鞏固心防以為守經權變之資。所以就長遠利益言，實施憂患教育以激發全民憂患意識；加強社會建設以健全整體社會，這樣不但足以力挽狂瀾立於不敗之地，且可創機造勢、轉危為安。

二、實施憂患教育以激發憂患意識

國事多艱的憂患時代，鞏固全民心防，乃為當務之急；而喚醒全民憂患意識當以生活方寸為其起點。憂患教育表現在行為上，著重「戒慎修身」，在意志鍛鍊上則要「自強不息」。這就是轉危為安、化險為夷的不二法門。又由於今日所處的乃是富裕中的內憂外患，故不能縱容大家盲目逸樂以至於麻木不仁，自亦不可消沉得懷憂喪志，而自取覆亡。是故，憂患意識就是克服險阻障礙的堅強精神武力，要喚醒全民體認憂患意識的積極意義，就有賴憂患教育的實施。

（一）憂患意識的哲學基礎

由於中華民族是飽經憂患而又在憂患中成長的民族，所以在中華文化傳統脈胳中蘊涵著至大至剛的憂患哲學。溯自易經，歷經儒家歷代學者的闡揚引伸，發揮了無比的心防威力，允為民族精神的核心精髓。由於易經對於天道人事諸般事物推衍精微，所以成為古今人生哲學之經緯。易經繫辭明載著孔子的話說：「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而「新新不停，生生相續」（孔氏周易正義序）的易經思想，即是憂患哲學之所自。綜言之，整部易經無非提供吾人預測事理演進，與對「時」、「空」之權宜應變之策。陶希聖先生對易經運作之玄妙有其深入的見解，他說：「漢儒以文王與紂之事說易，文王是積善之徵，紂是積惡之象。以積善與積惡之往來、反復、消長、成敗與興亡之理說易，如震與艮、損與益、剝與復、晉與明夷，以及井與困、革與鼎，是說得再明白也沒有了。」（「憂患哲學與革命民主思想」）

孟子提示世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至「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一段至理名言，無非領悟到憂患的個人體認與國家興復的作用關係至深。

歐陽修生怕人們錯將憂患當做驚懼解釋，所以特別詮釋其定義：「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慌張而莫之所措」。是故知憂患意識本就是積極的心態，絕非如一般人曲解為張惶失措的危機感。況且「危機」一詞，乃是指對面臨危險的預警，給予人們知所警惕防範，而獲得有利的轉機之謂。

西方尚有危機時代的哲學，曾經孕育出如德意志與以色列等卓然獨立深具活力的國家，並且對日本和新加坡的崛起具有激發的作用。美國總統的危機處理小組，且是國防外交政策上機動應變的樞紐。

近年來危機一詞沿用更廣，諸如工商業界為面對突發事件的處理，而有因應危機的作業流程；而心理輔導上更有危機調適的理論與方法，均足說明危機的真義了。但是令人訝異的居然有些知識份子誤解憂患意識，竟扯進危機感並與敗亡的無力感混為一談。這正可證明苟安社會中的人們，不敢面對問題而產生的駝鳥心理。事實上，危機並不可怕，可怕的在於怕談危機的反常心態。

（二）憂患意識的層面探討

先總統蔣公高瞻遠矚，把憂患哲學分為情感、意志、理性三層面，分別提出「處變不驚」、「莊敬自強」、「慎謀能斷」的意識修為功夫，供作全民肆應逆流，奮發圖強的座右銘。

吾人從理論的觀點探討憂患意識的層面，其於國家民族，就是我們所信守的「殷憂啟聖、多難興邦」的真理，激發「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襟懷，引伸為「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和「我死則國生」的偉大情操；其於社會環境的層面，則在強調提振精神生活，不因物質享受的優渥而降低了生活素質，因為錦衣玉食，往往是苟安逸樂、意志消沈的淵藪。吾人要在富裕的物質環境中，袪私補弊，拔本塞源以革除奢侈靡爛、投機取巧的心理病根；憂患意識之於個人的修為層面，則是發自內心的一種堅毅的氣質，其中包括戒慎、自律、警惕、自勵等美德的抱待。

（三）憂患意識的內涵真諦

憂患意識的極致在於「仁」的實現，論語云：「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諸葛亮引伸之為「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到了范仲淹擴展為「以天下為己任」，顧亭林更以之普遍化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共識目標。這種「重氣節、輕死生」的意志鍛鍊，發而為「仁心報國」的高尚情操，適足以克服一切險釁的情勢，轉危為安。憂患意識表現在行為上，標榜「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激發在合同心力、同舟共濟的團結行動上，從最深入的精神覺醒做起，喚起全民「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共同感情，匯成心理建設之第一道防線，將足以摒除一切分化的力量。憂患意識推廣在社會風氣上足以發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堅忍奮鬥精神，發揮傳統勤勞的美德，提高精神生活素質，藉以證驗「憂勞興國、逸豫亡身」的道理。由於國家處境艱困，故要保持全民警覺，人人知法守法，上下戒慎修身，消除一切虛偽、貪婪、浮誇、腐化的習慣，從最根本的節約儉樸做起，轉移風氣，始可建立一個健康和諧的社會。憂患意識對個體的生活態度而言，便是「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和「居安思危，思患預防」的修為，培養敵情觀念，學習處變能力，抱持「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的嚴謹生活態度，防止一切偏私、驕妄、逞強、豪奪等的不良行為。這樣從個體發為羣體，在心理建設中興起一道堅固的堡壘，不容頹廢、怠惰、麻木、迷信等侵蝕心靈的腐惡現象破壞我們健康的生活方式。

綜上所論，我們要從實施憂患教育，進而激發憂患意識，藉此鞏固心防，以為社會建設的基礎，配合物質建設的成就，雙管並進，則可厚植國力，促進國家的現代化，而堅強屹立於自由世界中。

三、社會建設的兩大層面

社會的整體建設，亦即國家建設。故應兼顧物質與精神兩個層面。在衡量一個國家的國力時，更不能忽略心理的精神層面。國際戰略學者克萊恩博士（Dr. R. Cline）即根據五個要素來評估一個國家的國力，這五個要素是：（一）地理的環境與人口（基本體積，以C代表）；（二）經濟成長的情況（經濟能量，以E代表）；（三）軍事的態勢（軍事能量，以M代表）；（四）國家策略（以S代表）以及（五）國民意志（以W代表）。前三者屬於物質層面，是經濟建設、物質建設的範圍；後二者則是無形的，屬於精神的層面。國家策略涵蓋了國家長遠目標、領導中心、有效率的政府，以及維護安定的力量；國民意志則代表民心士氣的消長與道德的隆污，實亦即社會建設、心理建設與文化建設的整體成效。克萊思將以上五大要素用來評估一國的國力，其公式為Pp＝（C＋E＋M）×（S＋W）。從此一公式可以看出，物質層面的建設無論如何發展與強盛，如果缺乏精神層面，其「乘積」的數值必然降低，也即是國力必定低落。我國由於「國家策略」及「國民意志」均倖得評列高分，雖然經濟物質層面方面因限於自然環境而不夠豐盛，但仍獲得相當高的乘積，在世界十一個分區的五十六國中，自一九七七年超前廿五名，躍昇至翌年的第十二名。從此一實例中，不難看出精神層面在充實國力上的重要性。但是如何保有這些難能可貴的無形國力成果，並使之持續壯大，這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課題了。

四、社會建設的指標

眾所週知，當前的國家建設首重經濟，十大建設的完成，接著十二項建設已開始進行，其間無不以工業建設為依歸，全國上下，最關切的、最具體的行動，也無不與經濟發展有關。經濟建設可以增加國民所得，進而提高生活水準。但是生活水準的提高，並不意味生活品質的提昇，因為社會風氣的敗壞、道德的淪喪，以及社會秩序的解組，往往是因著物質慾望的高漲而變本加厲。美國電力研究所曾就此問題提出研究報告指出，當國民所得平均達二千七百美元時，生活品質便有開始下降的現象，這實在是空谷足音，值得吾人引為警惕者！際此日益險惡與現實的國際政治情勢下，外力不足恃。追求經濟自立而後國防自立，獲得安全保障後，再圖進一步的目標，自為絕對正確的方向。但是鑒於社會建設的整體性以及經濟高度發展所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當我們忙於經濟建設之餘，卻不能不問，當前的社會建設－包括文化的以及心理的各方面，果能配合經濟建設，進而支持國家現代化的長遠目標嗎？

今天我們反省此一問題，應該從最現實的兩個指標來衡量我們的社會現象，包括青年的價值取向和社會風氣：

（一）青年價值取向

青年的價值取向可以從青年的心態窺知，因為心態就是大部分羣眾，處於同一時空對環境的共同適應方向。在青年羣眾中，又以知識青年的影響力最具代表，因為們居於先導地位，步入社會後便成為社會中的中堅。但是從多數的研究中得到的結論，卻多半令人失望。中國心理學會曾經廣泛調查大專青年的課外活動，發現學生們熱衷於康樂活動遠勝於社會服務與學術研究的活動；而留學國外者想盡辦法滯留不歸，也可以從歷年來的統計資料中獲得證明。最近臺灣省社會處也從事一項大規模的調查，當被詢及「人生之主要目的」時，雖然大部份答以「服務社會人羣」（其實這項答案已是一種刻版印象），但是專上學校教育程度的青年，遠比中等學校畢業的青年，更不能接受此一「服務社會」的崇高意旨。師大曾做過一項名為「青年心理傾向調查」的專題研究，發現大學生的求學目的竟然偏向於「將來找一份適當的工作」而已！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般的「捨我其誰」抱負，已經是越來越成為「鳳毛鱗角」了！「國家的命運操在青年的手中」這是早已為歷史所證驗的真理，五四運動、北伐、抗日這三個階段的青年，雖各具其典型，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青年的價值取向都是為國家民族爭前途！他們豪氣干雲，使中國衝破了數千的封建枷鎖，傲立於弱肉強食的世界之中。但是在安定了三十多年後的今日，我們對青年的心理建設顯現了太多的危機，其功利觀念的強烈可從以下這小小的例子中看出端睨：今年的大學聯招，當局為了充實鄉村醫療人才，特在五所公私立大學醫學院設置公費生，期以公費吸收優秀青年，從事偏遠地區的醫療工作。醫學系的學雜費原本居於其他科系之上，公費學醫應是有志者趨之若鶩的目標，但是在「權利與義務」的權衡下，大多捨公費而取自費，使得五校自費生錄取分數均高於公費生，這雖不是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件，但卻可「察微知著」隱含了當前青年價值取向的偏差。際此以物質建設為首務的潮流之下，青年價值觀念之導正、是非的辨別、思想的澄清，實在是教育上刻不容緩的急務了。

（二）社會風氣的問題

另一個指標是社會風氣的振靡，蔣總統經國先生一再強調「勤儉建國」，當然是針對日益奢靡的社會風氣而發的，最近行政院及各級政府大力推動「梅花餐」運動，也是為重建儉樸社會而努力！我國自古以來，本是個講求勤儉美德的社會，當前我們的經濟雖然高唱「起飛」了，甚至亦有以「奇蹟」來形容，但在國民心目中決不能任由認定已到「大量消費」來刺激生產的階段。然而流風所及，消費市場，上萬的酒席時有所聞，百萬元的進口轎車比比皆是，這不正是浮華奢侈、大量消費的寫照嗎？雖然浪費原只是少數人所欲為，自不可視為一般風氣，可是少數人如此窮奢極侈，惹得社會風氣一片拜金主義，紙醉金迷，人心因而驅向沈迷，間有憤恨眼紅挺而走險者，影響所及，豈可無視？曾國藩說過：「風俗之厚薄，繫於一二人之心所嚮而已矣」，這「一二人」在今天正是大眾傳播中最搶眼的影藝人物了，最近，愛國獎券為紀念發行一千期，大幅提高獎額，成羣民眾擺起長龍爭著搶購獎券的行為，也顯示了一般國民「不勞而穫」的心態。凡此種種都已與「勤儉建國」的昭示大相逕庭。

當前的國家建設，發展經濟是絕對的必要，但是如果包含著心理的、文化的社會建設未能配合發展，齊頭並進，其經濟建設所贏取的財富又不能合理獲得分配，這經濟建設的成果，終將被奢侈的社會風氣所抵消。是故，若以上述兩項指標來衡量當前的社會建設，則要達到其真正健康、富庶的社會，尚有待全國上下的理解與共識了。

五、啟發社會意識以為社會建設之始基

所謂「社會意識」，簡單的界說就是重視「人與社會」的關係，以及透過社會而與不確知的「他人」之間的關係。如果一個人，只知道個人與另一確知的對象之直接關係，而忽視對於社會，或不確知的他人之間的間接關係，就是缺乏社會意識，其具體的行為表現就是吾人常指稱的缺乏公德心。

社會建設的必要條件，就是要先喚起國民的社會意識。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都市膨脹，個人與社會間的關係，相對日益密切，個人行為對社會可能發生的影響也自然愈為深刻。但是因為經濟社會生活競爭的結果，社會意識漸趨隱晦而未被喚起，個人與社會間竟形成了一道鴻溝，以致自己的行為或活動，因為未對特定的對象發生影響便不知自我約束。因之，任意破壞公共設施、污染河川、妨礙交通秩序、違章建築、侵佔公共用地、製造髒亂、空氣污染等等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便層出不窮的發生了。因為缺乏社會意識，對這些行為也就從來沒有想到這是不道德的－因為他們沒有看到確定的受害對象、所以肆意為之。然而這些行為和活動，確實為社會增加了難以計算的成本，經濟學稱這種增加成本為「外部不經濟」（External diseconomics）。也就是說，個人的行為或活動，引起社會增加負擔，因為行為或活動者並未對這個成本付出其應付的代價。如果大部份的國民對於其所可能引起的「外部不經濟」的行動不加約束，也不予補償，甚至任所欲為，則當個人追求一己私利、貪圖一時方便之餘，必將損及社會或不特定的他人之利益，而造成社會的不公平。這種「外部不經濟」的情形越嚴重，社會建設的效果就越為晦昧無光，物質層面的經濟建設對社會的回報不一定有益，甚至有害，這就是何以國民平均所得超過一定數額以後，反而會降低生活素質水平的道理。要有效消弭「外部不經濟」的現象，以維護社會的共同利益，必須喚起國民的社會意識，在行為或動念之初，即能基於社會意識而發揮自我的約束力。這項約束力，說穿了就是來自戒慎修身自發警惕的憂患意識。

六、憂患教育施行的策略

吾人深知，憂患意識之形諸於行為與意志，必須從憂患教育中得知，其哲學基礎、層面探討及內涵真諦已於前文闡述，茲進一步討論其施行策略，以說明如何從憂患意識中喚醒社會意識以為社會建設之基礎：

（一）以「知仁」、「行仁」為教育的中心

憂患意識的中心概念為「仁」，「仁」之本質即在「以天下為己任」。先總統蔣公曾謂「以仁率於天下，以全爭於天下」（「復國建國事業的基礎」），就是摒除私慾，大公無私。秉此襟懷，必能憂人所不能憂，而常懷「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的偉大情操！以「仁」為教育的核心，陶冶其爭天下之大利的職志，如此「知仁」與「行仁」，自可革除損害社會公益以圖自利私慾的動機與行為，社會意識便在此種坦蕩的心胸中被喚起而發揚光大。

（二）以「明」、「知」為教育方法

如何教育國民的憂患意識？最具體的方法實在於「知耻」，因為憂患意識的意識型態就是「知耻」。孟子云：「耻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又說：「人不可以無耻，無耻之耻，無耻矣！」認為人不可以不知耻，假若不知世間有羞耻事，則將麻木不仁，肆無忌憚，什麼事都敢做得出來；若能常懷知耻知病的謙心地，便能見其戒慎恐懼的憂患情操。蔣總統勗勉國人「明耻教戰」實則教戰必先明耻，這就是「知耻近乎勇」的道理了。「耻」的意義，據康熙字典的解釋是：「從心耳會意，取聞過自愧之義，凡人心慙則耳熱面赤，是其驗也。」說明人們之所以感到羞耻，乃是內心有愧怍。到底憂患意識的意識型態為何是「知耻」呢？因為「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孟子），「不為」就是「知耻」，在意識裏，「不為」就是一種「謙」、一種「戒慎」的心理狀態，亦即易經所謂的「懼以終始，其要旡咎」的道理，大凡能知所明辨羞惡，則擇善固執，自不為惡。憂患教育就要以這種「知耻」的教育方法，指導個體的內發動機和外顯行為，使得個體能「不為」、能「有所為」，而栖栖皇皇席不暇暖，為公眾福祉而磨頂放踵，社會意識由是而光、並為社會建設之動力！

（三）以「自強不息」為教育之實踐

即以「知仁」、「行仁」為教育的中心；又以「知耻」、「明耻」為教育方法，則其實踐之道應為「自強不息」。憂患意識的行為表現首在「戒慎修身，自強不息」，大凡在舉止間能「臨淵履薄」，在行動上自必能「擇善固執」，這就是恢宏心志，有為有守，嚴公私之際、明是非之辨。「自強不息」不僅是「動」的哲學而已，而且是一種「貫徹執著」的行為方式，現代社會人際關係複雜，必須能守住義利之分際，有所為有所不為，這樣就能以大我為前提，置個人利害於度外，其行事自必有方，社會意識便在此寬廣的心田中被喚起，進而導正行為的準則而有利於社會建設。

現代化國民不可以沒有社會意識，因為社會建設必須以社會意識為原動力。我們必先貫徹施行憂患教育，教之以知耻，導之以行仁，循序漸進，這樣方能啟發憂患意識而臻社會建設於佳境。

七、結語

回顧我國三十餘年來，在復興基地上的國家整體建設，無疑的是以工商經濟建設的績效最為顯著。尤其近年來，由於國際政治的詭異，為肆應此一情勢，無疑的更是以經濟發展為主導之發展政策。此一發展痕跡從大體而言，並沒有太多的挫折，其績效甚至被國際譽為一項「奇蹟」。事實上，這個「奇蹟」並非憑空而來，而自有其文化與社會背景所產生的控制力量在支持著，這些文化與社會背景至少包括：

（一）    勤儉的傳統美德，加上高水準的人力資源，散發出嚴謹態度與穩健步伐，故在供需及適應上未發生任何嚴重失調的現象。

（二）    深厚的文化力量，雖然面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無情衝擊，但能堅持憂患心思，沉著應變，故未使大多數國民發生迷失方向的現象，有助於社會的安定。

（三）    良好的領導與有效的經濟政策，未使立國之本的農業遭到破產，加以土地改政策的成功，使貧富差距縮短，產生安定和諧的社會力量。

（四）    優越的主義信仰與立國精神，使政治安定，社會繁榮，民生富裕，均為經濟發展的正確導航與有力後盾。

但是，八十年代以還，世界科技文明的突破，使得上述諸項有利條件逐漸降低其對經濟的激發與制衡的作用。如果繼續走在「經濟第一」的路線上追尋，而仍對社會與文化寄以同等的期待與漠視，均將對國家的整體建設和朝向現代化目標產生日益嚴重的影響其主要者有：一、利潤取向的抬頭，提早趕上「大量消費」的經濟型態；二、追求快速成長，未能顧及生態環境的維護，文化財產的損失日益嚴重，迫使文化失根；三、人口爆炸，將使家庭功能解組日甚一日，青少年犯罪率提高，淡化了原有濃厚的社會凝聚力；四、數據取向已成為經濟發展，其至整體國家建設的指標，「人」的社會有逐漸被「物」的社會所取代之虞。

由於以上之影響，將使人們沉溺在經濟建設成果的物慾之中，而腐蝕了人性的自由與尊嚴，因之，憂患教育之施行，實為社會建設所必需，抱懷居安思危、同舟一命的同胞愛，以免除物慾橫流並能有效運用經濟建設的成果，貢獻到整體的社會建設上來。

俄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流亡作家索忍尼辛到我國訪問，並以「給自由中國」為題發表演說，令人感動的是，他為我們帶來了一件珍貴的禮物，而這件珍貴的禮物竟是我們自己的土產──憂患意識。可見一顆高貴智慧的心靈，全盤地關注他的友人時，雙方的心靈是如此契合。我們不能因為長期享受了安定而忽視了環伺於我們週圍的重重危機；不能因長期享受了繁榮而沉迷於物質生活，鬆懈了戰鬥精神；不能因為長期享受了自由而不知道珍惜現有的自由。索氏發人深省的鐸音，正是這個時代我們所迫切需要的暮鼓晨鐘。

（原載國立師範大學主編、當代教育理論與實際、五南圖書公司、七十二年三月）

憂患意識的哲學觀－兼談先總統蔣公的憂國情懷

一、憂患意識的產生

國父曾說過：「古今人類的努力，都是求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民生主義〉第一講）可見，哲學的起點，在於人類求生存的需要。中國哲學的演進，幾全以民生問題為其起伏推移的核心。質言之，求生存是人類的目的。然而天災人禍，內憂外患，在在都使人類受到威脅。於是，生活於憂患中的人們，便憂時憂國，驚駭時生，憂患哲學便因之而起。西方哲人持類似看法的也時有所見，柏拉圖（Plato）說：「驚駭乃哲學特有之性質。」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說：「人皆由驚駭而生哲學之念」叔本華（A. Schopenhauer）也說：「驚異乃是喚起人生需要形而上學之因素。」凡此，均含有憂患驚駭所以產生哲學的道理。

我國憂患意識之起源，可遠溯至易經。由於《易經》對於天道人事，推演深徹，所以成為古代哲理之經緯。《易經．繫辭》說：「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未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以始終，其要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由此，我們可以把這「新新不停，生生相續」（孔氏《周易正義．序》）的易經思想，視為憂患哲學。誠如陶希聖先生所說：「漢儒以文王與紂之事說易。文王是積善之徵，紂是積惡之象。以積善與積惡之往來、反復、消長、成敗與興亡之理說易，如震與艮，損與益，剝與復，晉與明夷，以及井與困，革與鼎，是說得再明白也沒有了。」（〈憂患哲學與革命民主思想〉）這種憂患哲學，經過了儒家歷代學者的闡揚，發揮了無窮的威力。

二、憂患哲學的意義

憂患哲學不但在中華文化中，源遠流長，創造了輝煌的歷史，即在今日，也已成為我們殷憂啟聖多難興邦的重要憑藉。其主要意義如下：

（一）憂患哲學是安身立命的準則

古今中外，多少成大功、立大業的偉人都有其哲學修養，以作安身立命的基礎。先總統蔣公曾說：「研究哲學的中心問題，其主要目的，還是在研究人的問題，第一研究如何纔得稱之為人，第二研究如何做人的道理。」（〈革命教育的基礎〉）憂患哲學正是做人的道理，安身立命的準則。有了它，便能「居安思危」、「戒慎恐懼」，在處事上，必能「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一個深明憂患哲學的人，必能體會「吃了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道理，孟子所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篇》）便是不移的至理。蔣總統經國先生也曾勉勵我們：「我們都是憂患餘生，每一個人都飽經了憂患，當我們曾經遭遇到不順的環境、摧心的毀謗、無理的壓迫，甚至到我們難以忍受的時候，大家不妨想一想，就當對自己說，這事「出於我」，這事「在於我」！能如此，我們就會去冷靜地尋找安慰自己的功課，再作新的努力。」（《風雨中的寧靜》）由此，我們不必懼怕憂患之加諸於我們，重要的是我們有沒有面對憂愁艱困的哲學修養與勇氣。

（二）憂患哲學是立國救國基礎

先總統蔣公曾說：「無論那一個國家，那一個民族，外在內在情勢壓迫之下，要想恢復起來，必須先有哲學作基礎，必須他的哲學先要能夠獨立發揚起來。」（〈哲學與教育對於青年的關係〉）有了憂患哲學，便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從而產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更進而奮發有為，使國家立於不敗之基。

尤其進者，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國父一向主張革命救國的方法「根本上自人民的心理改造起」（〈黨員不可存心做官〉），其重點「在改良人格來救國。」（〈革命要以人格救國〉）因此，在三民主義指導下，因應時代需要的憂患哲學是愛國救國哲學，它以「效忠民族，熱愛國家」為其理想，抱著「我死則國生，我生則國死」的革命胸懷，下定「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不拔之根基」的革命人生觀。申言之，惟有憂患哲學，才能對人類心理的病根，拔本塞源，祛私補弊；惟有憂患哲學，才能對天理人道的運行，大徹大悟，擴充發揚；也惟有憂患哲學，才能對國家民族的前途，真誠信仰，堅貞不移，因此，毫無疑問的，憂患哲學是立國救國的基礎。

（三）憂患哲學是歷史成敗的權衡

「觀今鑑古，無古不成今。」我們循著歷史發展的軌跡，不難找出歷史發展法則。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凡能撥亂反正轉危安的，莫不因為全國上下，均能懔於「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發為殷憂啟聖多難興邦的力量，有以致之。誠所謂「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在我國歷史上，憂患中興的例子，真是不勝枚舉。昔少康以一處（方十里）之田，一旅（五百人）之眾，終能重建夏朝；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生聚教訓，終能雪恥復國；晉軍抱定「哀兵必勝」決心，終能以寡擊眾，挫敗有「投鞭斷流」之眾的秦兵於湖水之上。田單祇有「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及「敝卒一千」，然而上下「有死之心」、「無生之念」、「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終能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凡此，均足以作為「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古訓的鐵證。更可以使我們深信歷史之成敗，當以憂患哲學為其權衡。

三、憂患時代的教育精神

法國教育家康派野（compay’e）曾說：「一切哲學系統，都藏有一種特殊教育學的種子。」（《教育學史》）不錯，就憂患哲學來說，它正需要憂患教育，才能使此一理念，達於實現。

所謂憂患教育，其主要精神如下：

（一）民族意識的覺醒

民族意識是民族主義的根本。當民族間相互接觸的時候，民族意識才能表現出來；民族相互衝突的時候，民族意識才更見活躍。我國由於兵禍連年，使得教育不振，加以歐風美雨的不斷侵蝕，初期在科技文明方面顯得格外落後，慢慢地，民族自信受到嚴重的打擊，民族的憂患也因此而生。吾人提倡憂患教育，就是要加強民族精神教育，以喚醒民族意識，揚棄媚外、懼外、仇外、崇外的失敗心理，進而恢復民族自信心，以達莊敬自強的目的。

（二）國家觀念的重建

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先總統蔣公也有精醇透闢的說明，他說：「國家這個東西，是一個有機體，這就是說，國家是一個有生命的超於一切的集體組織，它全部的機構，就是一個完密的生命全體，每個國民就是構成這個生命全體的一個細胞，而全民族的歷史文化，就是它生活史實和精神的產果。而此種歷史文化之傳統的基本精神，就是國家的靈魂。這個靈魂的強弱興替，就直接影響於一個國家的盛衰存亡。」所以，個人之於國家，猶細胞之於生命、靈魂之於驅體，兩者並重，缺一不可。由於西洋各派哲學思想的引入，在迷亂之中，誇張了個人的權益，致使思想逐漸分歧，正如先總統蔣公所說的「徘徊於四達之路的歧點」。由於思想的分歧，價值觀念也隨著混淆，一己的私慾在所謂個人權益的迷霧掩護下直入人心，以國興亡為己任的愛國觀念，亦逐漸隨著民族自信心喪失而趨淡薄，這就是國家憂患的起始。吾人提倡憂患教育，乃是以我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歷史教訓，殷憂啟聖多難興邦的歷史證例，來激發全民的愛國情操，充實全民之愛國意識，重建強固的國家觀念。

（三）憂患情操的發皇

一個國家的復興，胥賴於全國人民深明大義，自救救人的熱誠，先總統蔣公一再以德國的復興來說明這個道理。他說：「德國當初原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處處要受人家的欺侮壓迫，但到康德、菲希特、謝林一班哲學家出來，在眾醉獨醒的環境中，不顧反對派的阻撓，祇是孜孜兀兀，以悲天憫人，救國自救，熱誠發揚他們的學說與精神，喚醒了德意志民族的意志與理性，確定了真善美的最高境界，提倡自我創造，鼓勵人民為不朽的事業奮鬥，而以求得國家社會全體的自由為最高真理，於是德國民族才能完全復興起來。」我們此時此地雖然在經濟繁榮的情況下衣食豐足、生活安定，但這並不意味著就是所謂的「昇平盛世」，我們必需警惕的是，在安逸的背面，正存在著腐敗的危機，這就是所謂「死於安樂」的先兆。國民若無「死於安樂」的警惕，則歌舞昇平，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將腐蝕了每個健康國民的心理。所以，我們今天仍然需要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潔情操。這種高潔的情操就是憂患情操的發皇。吾人提憂患教育，要激發青年學子處處以國家安危為念，時時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志，不耽於逸樂，不畏懼艱苦，以養成剛毅自強，知恥知病，勇於任事的壯志豪情。

（原載「人文思想與人文教育」，水牛出版社，七十五年十月）

二十一世紀中國教育理念的探討──憂患哲學與現代化

一、中國憂患哲學的起源

哲學的產生，在於人類求生存的需要。是以，「生存問題」即是人類活動的核心。質言之，人類所努力的生存問題之終極便是哲學。我國哲學的發生及其演進，自亦以生存問題為其起伏推移的重心；然則歷來天災人禍頻仍，內憂外患迭起，人類的生存飽受威脅，驚駭乃成為人們追求生存中的壓力，於是在中國儒家的哲學中，為因應驚駭之存在便產生了憂患哲學。人類求生存，解決生存問題自有其共通性，眾多西方哲人亦持此類似看法，如「驚駭乃哲學特有之性質」（柏拉圖）、「人皆由驚駭而生哲學之意念」（亞里斯多德）、「驚異乃是喚起人生需要形而上學之因素」（叔本華），凡此莫不含有憂患的哲學意識。

然則儒家在因應驚駭所表現的實不僅是一種「意識」而已，它更是一種「實踐」。由於憂患意識的內在蘊藉到行為實踐，是有內外的層次，從個體擴而至體。平時著重於個體的道德修為，特別講求「未雨綢繆」、「臨淵履薄」的戒慎工夫；進而對體就強調「居安思危」、「守望相助」的社會倫理；進而到國族整體，則發揮「憂樂與共」、「風雨同舟」的大義血忱。這便是殷憂啟聖、患難興邦的大道理，形成力行的憂患哲學，使求生存的驚駭化而為積極的反應動力。而且憂患意識是屬於整個的、人文的、長遠的、積極的哲學內涵，彌補了西方常以面對單一、功利、短暫、消極，且採取權宜應變危機的措施作為。這說明中國憂患哲學之所不同於西方危機哲學之處。

憂患哲學之起源，可溯自《易經》。由於《易經》對天道人事推演極為深徹，乃成為中國古代哲學之經緯。《易經．繫辭》說：「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未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著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從這段話可知《易經》應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憂患意識」之始源。《周易正義》序文中則強調：「新新不停，生生相續」，更可說是《易經》憂患哲學的充分體現！當代學者陶希聖先生謂「漢儒以文王與紂之事說易。文王是積善之徵，紂是積惡之象，以積善與積惡之往來、反復、消長、成敗與興亡之理說易，如震與艮、損與益、剝與復、晉與明夷，以及革與鼎，是說得再明白也沒有了。」這種憂患哲學，經過了儒家歷代先哲之闡揚，發揮了無窮的威力，歷兩千多年來，中國文化之所以延綿不絕，實乃「新新不停，生生相續」之憂患意識有以致之。

二、憂患哲學涵義之嬗演

《易經．繫辭》有謂：「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這一簡明理的義理，將憂患哲學的現代意義很鮮明的鉤勒出來。因為我們今天所以要倡行憂患哲學，不但為求身安，而且還要國保。今天我們人類所面臨的已然不僅是自然界的災難，而更嚴重的是人為的禍亂紛擾。如果不能抱持居安處理思危，不能「操心危，慮患深」，那麼「逸豫亡身」自是為期不遠！

《孟子．離婁篇》中強調：「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這又把憂患意識的積極意義做進一步的闡揚，且更具現代意義，尤其把憂患意識與西方之危機感予以明確分野了！「憂」雖是一種心理狀態，卻是一種懔然的情操，這種情操需有高度的智慧方足以發而力量，這種積極的心理狀態更不是心虛之「懼」，亦非孟子所謂的「患」。宋儒歐陽修嘗謂：「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慌張而莫之所措。」今日人類爭取生存，遭逢險阻，固不能麻木不仁，亦不必驚慌恐懼，而所應抱持者，實乃上述自強、不驚、慎謀的憂患情操！

中國儒家的憂患哲學，在《易經》上原是提示人們要一面「戒慎修身」，一面要「自強不息」，以求轉危為安，化險為夷。到宋代，有歐陽修之「憂懼之辨」，把「憂患意識」從哲學思想落實到生活實踐之中。

如將憂患哲學從歷史的眼光來觀察，其涵義的嬗演，亦正可看出與時代背景的關係來，茲略論如下：

（一）從「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至「重氣節、輕死生」的民族意識之發皇

《論語》云：「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乃在發揚「仁」到終極境界的概念；宋代范仲淹具體化其概念為「以天下為己任」，明代顧亭林又將此一理想普遍化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華民族歷數千年而不墜，其根本道理便在「仁」字上。先總統蔣公以「重氣節、輕死生」為意志鍛鍊的試金石，其中心思想亦在「仁」字。這一「仁」字是「憂患哲學」的精髓所在，人類一心存「仁」，便無一己死生之念，人之憂患意識，至此發揮極致。

（二）從「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到「風雨同舟，共赴國難」的國家觀念之生根

孟子云：「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中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意旨，乃在政府與人民應休戚相關，精神一體，這樣才不畏困厄，也就是政府與人民共有的憂患意識。今日世局詭譎，一國之中，動輒心想紛歧，私利主義泛濫，必須以「同舟一命，共赴國難」做最深入的愛國教育來啟導全體國民以「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情感，以為心理建設之始基，而為國家觀念植根。如果政府與人民之間不能締造憂樂與共的情感使愛國思想生根，必不能使國家屹立於今日國際之林。

（三）從「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到「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精神教育之落實

孟子強調生於安樂，說明人類之「生於憂患」乃為追求生存的「意義」，則必能堅毅奮發。也就是說，為了這個「意義」，可以忍受一切生存之方式，這是一種挑戰中的反應，寧知痛苦，也是有價值的覺察。如若處於晏安逸樂，因為缺乏挑戰而不知惕勵，如是麻木腐化，苟且偷安，終必敗亡。這一層的意義也就是「殷憂啟聖，多難興邦」的道理。中外歷代興亡，大致不出這一軌跡。今日我國在經濟、外交、國防、科技諸方面，常處於被支配的地位，謂為「多難」之境，實無不當。先總統蔣公於六十年代倡「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的精神教育標竿，期勉全國民眾堅忍奮鬥、敵愾同仇，以摒除一切奢侈浮誇的萎靡習性，從最根本的道德教育與社會倫理做起，落實到全國民眾的行為態度中，真正體認憂患意識的時代意義。

（四）從「居安思危，思患預防」到「自強不息，富而好禮」的健康社會之實現

《易經》云：「居安思危，思患預防」，是指安則防危，存則防亡，治則防亂。行事施政，依此當可防止偏私、驕妄、腐敗、怠惰、虛偽等弊病。此一治國原理，歷代明君賢臣在儒家思想中取其精華，在漢有文景，在唐有貞觀，均見其盛世。清代積弱而不知警惕，幾至淪為列強瓜分之命運。自國父孫中山先生締造民國，歷經北伐、抗戰、剿匪、戡亂，以至政府播遷臺灣之四十年來的艱苦經營，始有豐衣足食、國富民樂之今天。但是面對海峽彼岸的包藏禍心的顛覆統戰伎倆，「居安思危，思患預防」的憂患意識卻不可一日或忘。先總統蔣公倡新生活運動，就是要教育民眾「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的嚴謹生活態度，遠離虛矯、浮誇、奢靡的浪漫積習，在享有高度科技的富裕生活中，不忘守紀、守法、自強不息，追求富而好禮的理想社會之實現。

憂患哲學在不同時代裡或有不同的意義，但其所追求的安全、安定、安康的進步社會，目標則是一致的，這也即是儒家思想孕育下謀求國家社會富強的一貫主張。

三、憂患哲學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

民國七十年代的開始，亞太地區許多國家，在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中，形成了具有關鍵性的轉型期，中華民國是其典型的國家之一。在此一轉型期中．以輕工業及對外貿易為主導的經濟政策，已成功地使國家社會擺脫了數千年來的「貧困循環」；國民生產毛額及國民所得均不斷提高，並被評估為具有強大國力及高安全貿易投資的國家；而且因為九年國教的施行，教育普及，使中華民國不祇成為我國歷史上空前繁榮富庶、進步文明的時刻，亦為世人譽為開發中國家追求現代化的楷模。所謂「臺灣經驗」或「臺灣模式」就在七十年代的國際舞臺中建立起來。

然則，國家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也伴隨著許多問題的產生，這些問題相互衝擊，越過八十年代以後，將更洶湧澎湃地成為國家社會現代化的特殊景觀。吾人面對此一景觀時，必須抱持怎樣的理念，始能永保現代化的成果於不墜呢？

環顧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所伴隨產生的問題，其重要者約有下列數端：一、現代化需求與傳統觀念、價值判斷、社會制度間的矛盾；二、中產階級的優勢突起，透過政治參與所導致的現實衝突和不安；三、國際政治現實對中華民國的影響；四、經濟發展與人文精神的不平衡；五、科技導向的政策所造成的生態環境之戕害等等。上述種種來自現代化發展過程的問題，在開發中國家是顯而易見的，且各國亦多有其因應的經驗。吾人以為，在我國回應這些挑戰之最高理念，無非以憂患哲學的啟迪與發揚，方能使屬於中國的問題，用中國的哲學來解決。茲就此一理念，試論憂患哲學在國家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的角色地位：

（一）現代化需求與傳統觀念、價值判斷及制度的矛盾造成的調適問題

現代化的特徵之一就是社會的多元化。「多元社會」此一名詞在民國六十年代初期，即隨著現代化的潮流被文化學術界所使用。這一「多元社會」的概念是指社會變遷過程中，經由社會分殊化（Social differentation）與社會統合化（Social integration）所完成的一種新的境界。主要是指一個由單一價值體系的社會進入從開放、分殊到統合的一個新社會。這一多元化社會常表現著「互補」與「依賴」的特徵，也即是社會學家涂爾幹（E. Durkheim）所指的「有機性團結」（Organic Solidarity）的社會特徵，即：1.強調道德的與社會的相異性；2.難以建立與保有其傳統；3.鼓勵個別差異及與眾不同；4.個人思想與行為少為社會規範所控制；5.人際關係以契約為基礎；6.重理智與理性。顯而易見，這些特徵與我國傳統觀念、價值及制度有相當的差異。吾人並不恐懼這種多元化社會特性將造成或統合為怎樣的社會，所擔心的是在整合過程中，所可能造成的社會脫序與社會紊亂現象。是故，在此社會統合之際，我們應以憂患意識為基礎，防微杜漸，務必將當前社會的現代化需求，一一與多元化社會的特徵相契合。在制度化的方法與途徑方面，維護真正民主與公平法治，因為根據理論的分析與歷史的事實，只有真正民主與公平法治，才能確保社會的開放化，而社會開放，社會上代表各種職業、社團、思想、宗教、社經地位，地區的不同利益團體，方能透過協議，社會才能在「互補」與「依賴」的統合過程中趨於和諧。憂患意識在此統合過程中，將基於文化共識的基礎，扮演一制衡與仲裁的角色，抒解矛盾與提供調適的空間，以避免統合過程中的尖銳對立。

（二）中產階級的優勢突起及透過政治參與所導致的現實衝突與不安

開放的社會所突顯的社會現象是最快速的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社會流動的結果形成了功績社會，也就是世襲相蔭的式微。教育成為功積社會的利器，人們在開放的社會中，憑個人稟賦經由教育與訓練所獲致的能力，在社會流動中竄升，並在三十餘歲或四十餘歲之壯年期擠入中產階級。在民主社會中，此一階級人士，大致在社團中成為中堅或主流分子以後，開始參與政治活動，此時社會將產生現實之衝突與不安。中產階級多為一俊秀分子，他們充滿理想，憑其智慧，透過教育與訓練脫穎而出，於是理想主義色彩濃厚，追求民主與公平正義，成為中產階級的行為表徵。本來此一表徵也正是促進社會進步所必須，但是事實卻不盡然。近十餘年來，由於經濟的突飛猛進，以及民主理念的偏鋒發展，已突顯出兩種現象：一是這些中產階級另成一種社會的次級團體，他們黨同伐異，以利益相組合，投資於政治參與，形成另一種利益團體，逐漸失去純潔的理想色彩，竟也利用政治參與為工具逐其團體利益的目的，演成政治與經濟上的新暴力。第二種現象是這些中產階級透過政治參與，進入政府機關成為民意代表，由於疏離了中下階層的實際生活環境，儼然以政治新貴自許，缺乏草根性，以致所追求的利益與大眾脫節，一方面益顯其社會優勢，一方面也製造大眾與政府的矛盾與衝突，這些現象加速了社會的不安。憂患意識在此現象中尤應發揮平衡力量，在中產階級形成優勢氣候之初，就應在其社會理念中播下「榮枯與共」的意識，以確保其清明情操，以貢獻其智慧而謀整體社會之福祉。

（三）國際政治現實對中華民國的影響

我國在六十年代的國際政治舞台上，開始遭遇空前的衝擊，中美斷交、退出聯合國等雖然激勵了全民精誠團結，但卻也因為國際道義盡失，姑息逆流瀰漫和虛偽外交的為害，使我國處於極為險惡的處境當中。在此環境裡，國家為圖生存與壯大，近十餘年來，完全由於因應得當，使無論在外交、經濟各方面均有所突破，推究其根本力量，實與憂患意識之發揚息息相關。當時面對橫逆情境，先總統蔣公即宣示「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的大方針，來激勵全國軍民「堅持國家及國民獨立不撓之精神」，去體認「形勢成之於人，力量操之在我」的道理，愈益奮發「憂勞興國」的大義血忱「喚醒國民，為國服務」，這是此後十多年來所以能排除一切艱難險阻，獲致安定進步的基本力量。蔣總統經國先生深切的體認「憂患意識」的時代意義並曾於七十一年十一月在中常會中明白指出：「處在今天時局艱難的時刻，全國同胞都應該發揮憂患意識。」並詳細分析「憂」不是憂愁、憂慮，「患」不是患得、患失。所謂憂患意識，乃是臥薪嘗膽，枕戈待旦，奮發圖強的精神。

（四）經濟發展與人文精神的平衡

西方在近世紀以來，隨著現代科技的快速發展，從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 movement）到實證論（positivism）的興起，以及這股思潮一路對十九與二十世紀觀念的影響，基本上是以「自然科學」為核心的「科學知識」來「統領」一切。是以，科學、理性、進步遂成為三位一體的時代核心。在此一時代核心下，「利用厚生」也順理成章的成為西方近代思潮的主流。它運用自然科技而形成樂觀的「科技主義」（Scientism）。而此一樂觀的科技主義迅速衝擊到我國社會以後，就立刻遭遇了科技與人文對立的困境，於是我們便必須面對突破高科技的種種瓶頸。所謂「高科技」，並不是單指「尖端科技」，而更重要的應該是指伴隨科技之經濟發展下的人文精神與人性尊嚴等之存在。面對此一事實，我們缺乏一種中介力量來加以抒解與平衡。在這兩極化的空間，憂患哲學應該是一劑有效的靈方，它不在抑制經濟向高科技發展，也不是狹義民族主義的保守力量，而是一種反省與批評。因此，面臨高科技之來臨，有所突破者，不是技術層面的下層結構，而是文化層面的上層結構。憂患哲學提供一種省思的機會，避開對科技的全然「依賴」，方能為人性的尊嚴留下一片天空。因為今日經濟發展必需在政治、社會、文化的各個層面上，突破意識型態上的瓶頸，以開放的、自由化的政策確立一個合理的經濟發展目標，而為國家創造福祉。

（五）科技導向的政策所造成的生態環境之戕害

百年前西方的科技敲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開始千年來所未曾有的變局。從初期的拒斥，到五四運動時期對「賽先生」的渴望，而至今日逐漸成型的科技工商社會，我們所付出的代價相當驚人。今天科技已經不再是我們懷疑的對象，因為它已然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跟世界其他非西方國家相比，這三、四十年我們國家的發展的確有其值得驕傲與欣慰的地方，經濟與科技的成長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實。然而也在這樣快速變遷的過程中，由於許多事物未曾為我們所經驗過而產生了許多困難，致未能防患於未然。其中最顯著的乃是對大自然生態平衡的忽略，甚至無知。今天我們觸目驚心的，幾乎全是由於科技無限制發展所帶來的污染，及一切違反自然生態的事實。以目前的情況加以推估，到了廿一世紀，專家們為臺灣地區的環境品質，已共同描繪出一幅色彩黯淡的圖畫。瀕死的河川、污濁的空氣、嘈雜的噪音，將在未來國民健康上敲起警鐘；層出不窮的公害案件和排山倒海的環保運動，亦將形成廿一世紀臺灣寶島的新衝擊。距廿一世紀僅有的十來年，是相當短暫的「歷史腳程」，如果吾人還在晏安逸樂，享盡科技的福祉，則一切苦果將留下來給自己，甚至不必等到下一代承擔。憂患意識必須在此緊要關頭被喚醒，今日在臺灣已有「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等的組織，到了廿一世紀，臺灣的環保運動將會演變成重大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今天政府與企業界必須正視此一問題，方能為廿一世紀帶來光明。為此，政府為了恐懼環保而拖慢經濟快車的速度，「心結難解」是可以想見的；而企業界由於環保不能直接有利於生產而培養不出社會責任，這也是很明顯的事實，導致政府官員和企業界都有「過客心理」也是可以理解的。這些心態之可怕，鑒古觀今之餘，豈可不戒慎恐懼？憂患意識若再未被重視，鴕鳥精神之不速袪除，則所謂現代化的美麗新世界將是一個渺不可及的烏托邦。

四、以憂患教育為現代化的必要途徑

憂患哲學之落實於生活層面，在不同的時代裡有其不同的意義，而憂患哲學在現代社會中亦有其特定的地位，這在前文中已加論述。然則，憂患哲學要如何落實於現今的日常生活？又如何在當前社會中扮演其振聾啟聵的時代角色？無他，捨厲行憂患教育無良策！因為透過憂患教育可以使憂患哲學成為國民安身立命的準則，也可以將憂患哲學作為歷史成敗的鑑衡。就建國的立場言，實施憂患教育更可以使憂患哲學成為統一國土的利器而為立國救國的基礎。

就憂患哲學觀點來說，它正需要憂患教育，才能使之化為生活的內涵，也就是透過憂患教育，國民的生活內涵中方能顯現覺醒的文化意識、堅定的國家觀念、積極的社會責任和濃厚的道德情操！

憂患教育的具體觀念與實施，應自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及家庭教育三方面兼籌並顧，同時著力實施始可。

（一）學校教育方面

亟須從觀念上與作法上徹底調整目前以能力本位為導向，以實用主義、升學主義為單一價值的知識教育，應兼重人文陶冶與博雅教育，賦予實質上修己善的愛國教育，以憂患意識為基礎的教育哲學為指導原則，培養明理崇法、審辨是非、機智卓越、奮發進取的現代青年，這是當前學校教育的非常任務。

但是由於社會變遷的影響所及，今日校園相當缺乏人文陶冶與精緻文化，代之而起的是自我膨脹後的軟性校園文化，甚至趨於逸樂取向者亦在所多有。近來又有所謂舞禁、髮禁等開放後放肆聲浪，在中等學校中高唱入雲，這樣視枝節為主旨，反而看不見教育的真正任務，因此，重建校園倫理，將學生角色重新予以定位，已是不容再緩的了。要不然，任何青年學生競逐時麾、盲目取向，則必因憂患教育之式微而無法擔負起為國育才之非常任務。

面對發揮多元性學校教育功能，道德實踐與法治常識必須加強，公民教育應以「修身」為起點，不增進個人品格氣質，提高適應生活規範的能力，講求社會倫理與公共道德，期從個人修養的提昇、體生活的調適，以促進校園倫理的重建，使人與人之間，培養互重互敬的心理基礎，使我們的社會更加和諧。

同時，學校教育應循「理性判斷」的原理，對人性尊嚴的恆久價值，賦予批判的理性，強調傳統文化中「憂樂與共」，以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操，以培養立心、立命的國民道德勇氣。如此的學校教育始能帶給傳統文化創新的生機，賦予一代青年承先啟後的文化使命。

（二）社會教育方面

主旨在培養國民的性與社會性，把憂患意識涵泳日常生活之中，使人人具有「居安思危，守望相助」、「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體意識。講求人際關係、意見溝通的能力；釐清權利、義務的分際；熟曉領導與被領導的角色，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的真義。各地文化中心及社會教育機構，應多從事於正風勵俗、端正社會風氣的工作，把傳統中優良的「鄉議里評」輿論制裁的古風恢復起來。大眾傳播媒體機構，更應秉持道德良知與社會責任，產生正確的導向力量，建立全民生活與生活輔導的現代觀念，以其專業知能，發揮「文以載道」的社會教育作用，使憂患意識在社會中落實生根。

唯邇來社會風氣丕變，體意識漸趨淡薄，個人功利觀念抬頭，加以犯罪率提高、環境污染、交通紊亂、公共秩序走樣，街頭運動頻繁，在在說明了社會大眾已逐漸輕忽了憂患意識的警覺，誤以為自己正處於安逸無憂的樂土，而不知紙醉金迷的背後正醞釀著危機。處此自醉醉人缺乏智慧理性的時刻，重建社會倫理、維護社會秩予、加強職業與公共道德，以及因果報應的宗教情操，都是當今社會教育的重要課題。

前面所指的生活文化，係文化具體的、動態的表現，生活文化的健康，為健全社會的基石。社會教育必須結合發揮大眾傳播的功能，建立生活文化的內涵與生活輔導的態度，講求生活上的健康品質與健全修為。那種浮誇、標異、懶散、投機、喧囂、粗暴、巧奪、玩法等病態行為，必須徹底根除，樹立衣、食、住、行、育、樂的生活觀念與品質；端正生、老、病、死、節慶等生命禮俗的規範；維繫己間進退應對互賴依存的社會倫理與公理正義，均為當務之急。社會教育功能充份發揮，在於鍛鍊生活規律、培養生活習慣、確立生活態度；社會輔導工作的加強，在於協助生活適應、充實生活內涵、導正生活的價值觀，使我們的社會生活，從「倉廪實」的層面，提昇到「知禮節」、「富而好禮」的安定而祥和的境界，使憂患教育中「榮枯與共」、「思患預防」的意識，普遍化於社會體生活當中。

（三）家庭教育方面

家庭乃社會的基本單位，我國與西方社會結構最大的不同，在於我國由個人到國家之間有一個勢力強過個人的家庭組織，它是由家庭這個基本單位所發展出來的，對社會的安定具有極大的左右力量。如何使家庭成為安身立命之所，在傳統家庭中，「孝道」正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今日工商發達，物慾橫流，生活方式改變，多少家庭支離破碎，多少青少年失禮無節，這些反常現象，多來自孝道的式微！憂患教育在家庭中，就是要培養「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的家庭倫理觀念。

憂患教育必須在家庭中培養以「孝道」為中心的道德情操，來挽救日益蕩然的家庭倫理。今天物質生活優裕、個人意識高張，傳統家庭中那份長幼有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倫常，已遭無情催毀，而那種所謂庭訓、家教、門風、家規的風尚，早已一腳踢掉。急劇升高的離婚率、親子的疏離感、家長對子女的規範力，使現代家庭脆弱無比，如再不心存憂患意識、撫今思昔、未雨綢繆、重建家庭倫理，那末，我國社會這一層強固的結構體，終將瀕於瓦解。

我們深知，孝是中華文化特徵之一，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也是人際關係的開端。孝道的宏揚，除了使家庭關係更融洽、家庭組織更堅實、興家立業更具信心外，孝道所散發的光輝，可增進社會倫理、公共道德獲得普及，而敦親睦鄰、敬老慈幼、守望相助等的社會親和力始能推展。這也就是傳統文化中，「入則孝，出則悌」、「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民胞物與的襟懷，與修、齊、治、平的一貫道理。我們實不可因有了現代與富足的物質享受，而輕忽鄙視它、拋棄它！

總之，憂患意識融入各級各類教育活動之中，昇華而出的總合力量，不僅是社會安定的基石，也是維護世界和平秩序的主力。

五、結論

在當今謀求國家現代化的前提下，科技、經濟、政治、文化各層面，都正面臨快速的轉型變遷，站在這個時空位置，我們將何去何從？我們又將如何掌握以創機造勢？遙望即將來臨的廿一世紀，我們固然亦將步入一個進步的高度科技社會，但是，那將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是我們所想像的嗎？它的代價又將如何？對於科技文明和西方文化的一切，我們曾從拒斥、懷疑、渴望、學習，以至癡迷到今天，似乎該有進一步的省思與評估，它的基準在那裡？它的走向在那裡？儒家憂患哲學應可提供這個省思的智慧泉源，與評估的價值指標！

（原載：錢穆等著「教育學術論文集」一書，三民書局，民國七十九年二月）

蓽路藍縷起黌宮──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的始創

本校經由台灣省立教育學院，改隸中央為國立台灣教育學院，再改制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創始於民國六十年八月，係為秉承先總統蔣公於民國五十九年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議中，對培養優良師資，研究教育學術的指示。針對該次會議有關師範教育改革案之議決事項，並配合我國中等學校教育發展之需要而奉核設立者。

本校成立之初，一方面在配合中等學校各類科師資之供需情形：一方面在平衡現有師資培養機構之現況，乃以中等學校所需之科學教育師資、職業教育師資及輔導與特殊教育專業師資為主要培養對象，而首創輔導學系、科學教育學系、職業教育學系、特殊教育系、語文教育學系、商業教育學系等學系，奠定了本校發展的基礎。

壹、本校之成立

一、教育目標

本校之創設，負有改革師範教育與研究教育學術之任務，故本校早期之教育兼具師資培養與教育學術研究之雙重教育目標，茲錄其要項如下：

（一）遵奉中央政策，培養各類中等學校專業師資。

（二）研究教育學術，從事教育實驗研究工作。

（三）舉辦各類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教育，提高其素質。

（四）推行學校及社會輔導工作。

綜上所述，可見本校之創立實為我國革新師範教育而從事的實驗過程，亦為結合教育學術研究與師資計劃培育的新里程。

二、校訓

本校之創校精神與教育方針基於求新、求本、求精、求行四大要求。當時臺灣省政府教育廳長潘振球先生為期勉本校師生發揚此一教育旨趣，乃親題新、本、精、行四字為本校校訓。並闡發其精義：

新：日日求新，拓展生動活潑的教育。

本：事事求本，復興中華固有的文化。

精：步步求精，發揚科學研究的精神。

行：時時求行，實踐元首力行的哲學。

多年來，本校的教育即遵循此一校訓，朝著國家現代化軌跡，發揚傳統的倫理道德，著重人文、科教、職教，崇尚實踐力行，以期日新又新。

三、校規

校規是學校教育方法的具體表現，校規之樹立，承校訓於先，啟校風於後，它是一所學校的教育精神，以校規來督促實現校訓的要求，並在日積月累的實踐中蔚為校風。本著革新教育的理想與為學處事的行事準則，本校以「嚴敬慈管、困知勉行」八個字，規範了全體學生的學業與品行，並將之製成聯語懸於禮堂正方左右兩側，以收耳提面命之效：

困知勉行勤修建國大業

嚴教慈管善體元首心傳

嚴教，則道尊，一切學行修為，貴在專一與誠篤，無怠惰敷衍方有真知，有真知則道存焉，專一誠篤，是為嚴教。慈管，則心從，輔之翼之，一以愛為動力，無逸豫慣縱，毋壓抑薄志，以啟心智，以正品格，此為慈管。

困而知之，是為真知，勉而行之，方可力行。求知在困境之中，足以砥礪品格，激揚意志；力行於敏求之上，足以歷練其精神，提昇其情操，完成其人格而為國用，是可修得建國大業！

本校懔於良師興國之明訓，故必以嚴教求真知，慈管以陶冶品格，困知以激勵向上意志，勉行以養成堅毅精神。是以『嚴教慈管，困知勉行』，樹立本校校規！

四、校風

校風是學校長久以來所自然形成的一種氣質，一種風尚，它不假外求，而是一種自然的流露。創校以來，在新、本、精、行的校訓的感召與嚴教慈管、困知勉行的校規的要求之下，自然形成一種風尚，表現於學生的行為舉止者，則為一種氣質。這種風尚和氣質常表現在日常生活的行為舉止之中，而為他人所體會與覺察。綜合各方對本校學生的評價，最具體者莫過於誠樸、實踐、篤敬的行為準則，以及蘊藏於學生內在性情中的憂勞襟懷！校園中個個衣著無華，生活平實，自辦伙食，克勤克儉，這是憂勞樸素的表現；雖沒有公費分發任教，而畢業生就業率卻居全國各大專之首位；好學敏求，進修風氣濃厚，這種進取有為的精神，尤其在歷屆畢業生中更有傑出的表現。而不論就業、深造，或在校求學，均能鍥而不捨，不浮誇，不躁進，實為實踐、篤敬的校風所孕育出的剛毅性格有以致之。

五、校歌

校歌涵蓋的意義較廣，它不但蘊涵了學校的教育要旨，更要表現學校的教育目標與功能，而這些要素只是形成校歌的基本因素而已。有些學校的校歌是創校時同時完成的，本校校歌卻遲到

數年後方始定稿，這其中具有深長的意義，因為基本因素雖已確定了，但是形成因素自必須長時間的蘊釀，光有教育方針和目標，也有校訓和校規，如果未形成校風，則一所學校的風格、氣質便未能樹立，校歌中如不涵蓋這一層意義，便顯不出校歌的特性了。因為同性質的學校，他們的教育方針和目標是類似的，而本校在既定校訓的指導下，朝著教育目標，經之營之，有形方面以校規範學生的為學與行事；無形方面，則在師長本著創校的精神，教之導之，輔之翼之，終至養成憂勞、誠樸、實踐、篤敬的風格，此一風格遂蔚大家崇尚的風氣，這便是校風。我們將這種校風融會在我們的教育理想與教育目標之中，再經名作曲家劉德義教授譜成曲子，終於有了我們的校歌，如今在創校十週年的校慶中，校歌終於在校園中響起：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