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say of my Understanding, my Observation and my Thinking: 我聞、我看、我思──在台灣住了42年在中國大陸前後住了42年

By Chih-Hai Jen and 任熾海

此書是任熾海先生最新著作。任先生在12歲那年，即1947年元月隨家父之後〔家父是1945年奉命到臺灣接收日産工礦公司〕來到臺灣，在臺灣居住了42年，直到自兵工敵退休後在1988年，初次回到大陸觀光，次年1989年來大陸省親並開始經商，到2001年才到大陸上海依子定居，迄今2016年也已為時42年了。在中國大陸期間，經綱頁、雜誌、書藉所搜集的資料、所聽到的傳聞及我在臺灣生活了40多年，將我所看到的事物，把它們彙整起了寫了一本書，書名為在臺灣與中國的《我聞、我看、我思》。所以這本書是一篇不連貫的散文，其中我寫的《中國的崛起》這一篇，是以一個局外人觀察中國崛起的經過。

 

任熾海，中華民國中山科學研究院退休工程師，1932年出生於江蘇省宜興市，1937年日本

• Language: 中文
• Publisher: EHGBooks
• Release date: Nov 1, 2016
• ISBN: 9781625038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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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目錄

自序

蔣介石與中共洽談統一

蔣經國最後一次與中共談兩岸統一

蔣介石父子對海峽兩岸是一國思想的體現

蔣緯國的身世

臺灣228事件的真像

臺灣從廢墟中建設經濟的經過

俞大維的一生

李登輝的身世

中國對釣魚島事件採強硬立場的分析

從日本政府購釣魚島臺灣應有的省思

〝臺灣〞成了太平洋中的孤兒！？

臺灣的外交應再檢討了

臺灣還要向美國採購過時武器嗎？

閱《問題不是買舊艦一文》有感

2014年臺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慘敗的分析

馬英九執政使人失望的原因

看了〝臺灣最後的結局〞一文有感

香港『占中』的我見

中國的崛起

希拉蕊的驕傲與偏見

中國大陸的民主制度

駁旅美華人那小兵撰文《中國文化思想為何漸落後？》

中國的新挑戰

中國在南海造島

自序

我是在12歲那年，1947年元月隨家父之後〔家父是1945年奉命到臺灣接收日産工礦公司〕來到臺灣，在臺灣居住了42年，直到自兵工廠退休後在1988年，初次回到大陸觀光，次年1989年來大陸省親並開始經商，到2001年才全家定居大陸，迄今2016年也已為時42年了。在中國大陸期間，經綱頁、雜誌、書籍所搜集的資料、所聽到的傳聞及我在臺灣生活了40多年，將我所看到的事物，把它們彙整起了寫了一本書，書名為在臺灣與中國的《我聞、我看、我思》。所以這本書是一篇不連貫的散文，其中我寫的《中國的崛起》這一篇，是以一個局外人觀察中國崛起的經過，這篇文章部份承沈正堅將軍訂正，我非常感謝。在寫《中國的崛起》時我的感觸最多，記得我1988年9月第一次回大陸觀光時，給我的印象非常糟，下飛機踏上上海虹橋機場，正值下大雨，從飛機扶梯下來，頂上是一塊大的藍白相間的膠料布搭的遮雨棚，下面踏著木板過水，那景象很寒酸，那像個曾是世界大都會的機場呢？真讓人懷疑，當時街道上車輛及行人都很稀少，只是在外灘及南京東路口一小片區域，人比較多，人來人往，中間夾雜著一些乞丐，當你給一個乞丐施捨一點錢時，大批乞丐圍過來，真嚇人。1989年上海黃浦江對岸的浦東，陸家嘴是一片3,500多戶組成的棚戶區，簡陋住房，泥濘的道路，居民都是些貧苦的勞動階級，黃浦江邊那爛泥渡口的景象，不禁使人想起從前在上海廣為流傳的一個說法：『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

1989年9月我在廣東尋找合作工廠，經人介紹説：可找〝台辦〞要求恊助，我到各縣市都去找〝台辦〞，果真〝台辦〞都很熱心，帶我到各工廠去訪問洽談，看到農村反倒是一片繁榮景象，聽說：因為鄧小平允許農民可以在就地自主發展與農無關的非農產業，所以1984 年以後，地方各級政府鼓勵發展農村非農產業，這就是眾所周知的鄉鎮企業。實現了當時背景下的農村非農就業，離土不離鄉 的發展方式。鄉鎮企業成為吸收離農勞動力的主要管道。農村有許多個體戶的工廠，很多農婦在小工廠裡做工，大家一片忙碌氣忿，一片榮景，農村的公路上拖拉機橫衝直闖。但除了農村的鄉鎮企業外，其他都是公營企業景象完全兩樣，公營企業工廠非常龐大，職工動輒就是幾千工人或上萬工人，但機器陳舊人員賴散，工作效率極低。到工廠去和他們領導談合作時，經常被邀請到飯店吃飯，但都被我拒絶，我從不接受招待，在他們員工食堂和員工一道吃飯。我在工廠食堂吃午飯，看到所有工人吃飯時，每人捧一個鋁質小盆裝飯，飯滿滿的堆起來，我坐在一個工人對面吃飯，連他的眼睛鼻子都看不到，由此可見當時老百姓的窮困。1989全中國的生産總量僅 16,992億元人民幣〔4,513億美元〕；中國的人均生産值僅1,519元人民幣〔190美元〕。但到2012年中國的生産總量是519,322億元人民幣〔82,601億美元〕；中國人均GDP為38,852元人民幣〔6,141美元〕，人均GDP增加了32倍。

經過20幾年全中國歴屆高層睿智領導及全國同胞不懈努力，現在中國截然不同了，發生了有很大的變化，就以上海虹橋機場而言，虹橋機場已不是從前的寒酸樣了，現在的虹橋機場已建成為上海虹橋綜合交通樞紐中心，有飛機場、高速鉄路站、地鐵〔捷運〕站、公車站及計程車站，每天旅客輸送量超過120萬人次，改變太大了。除了虹橋綜合交通樞紐中心的虹橋機場外，上海還新建了浦東國際機場，有三條飛機跑道，浦東機場2013年完成，飛機起降371,190 架次，完成旅客輸送量4,718.98萬人次，貨郵輸送量292.85萬噸。從前是3,500多戶棚戶區組成的浦東陸家嘴，已被建為金融貿易區，是中國國內主要的金融中心，在陸家嘴6.8平方公里內，已有約100座大廈落成，其中陸家嘴環球金融中心是世界第四高樓，樓高達492米，地上101層，另有在建的上海中心大廈，總高度632米，主體建築結構高度為580米，已在2014年12月全面竣工，2016年全面建成並啟用。1990年，中國國務院宣佈開發浦東，並在陸家嘴成立全中國首個國家級金融開發區。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金融機構，必須要在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設辦事處，所以使陸家嘴聚集了不少國外知名的銀行總部在中國的分支機構，以致使陸家嘴成為是世界上單位面積上財富最多的區域。

另外上海高新技術開發區經過這20多年的開發建設，已形成了許多高新科學園區的新格局，有《漕河涇新興技術開發區》、《張江高科技園區》、《上海大學科技園區》、《中國紡織國際科技產業城》、《金橋現代科技園》、《上海紫竹科學園區》和《嘉定民營技術密集區》。再加上上海的産業基地有：《微電子產業基地》、《生物科技研發基地》、《汽車產業基地》、《精緻鋼材生產基地》、《石油化工及精細化工產業基地》、《造船產業基地》；工業區有：《上海金山化工工業區》、《上海市松江工業區》、《上海市嘉定工業區》、《上海市莘莊工業區》、《上海寶山工業園區》、《上海市青浦工業園區》、《上海市崇明工業園區》、《上海寶山城市工業園區》及《上海市奉浦開發區》。所以2012年上海的GDP總量是20,101億元人民幣〔3,184億美元〕；人均GDP是85,033元人民幣〔12,784美元〕，而上海市的GDP總量中，服務業在GDP中所佔比例已達到60%以上。

我在臺灣時居住在臺北，來中國定居是居住在上海，所以感觸特別強烈，1989年我來上海時，上海沒有地鐵，沒有高架快速道路，黃浦江兩岸只靠一條打浦路過江隧道通行，和臺北比較真是差很多，但經過這20多年的經營，現在的上海，高架快速道路除了四條環綫外，縱橫的快速道路到處都有，地鉄超過400公里，10層以上的高樓大廈數以千計，進步真快，已經把臺北甩得遠遠的了，所以我搜集資料寫了這篇《中國的崛起》供讀者參考。

另外由於吳至誠學長的介紹，我與解放軍理工大學趙可教授有所接觸，趙教授電傳希望能獲得一些有關俞大維先生的資料，我本以為只要到臺北去買一本《俞大維傳》之類的書送給趙教授即可，於是我很快就答應照辦，但我到臺北的書店一問，都沒有這類書籍，經過打聽，聽說俞大維先生不喜歡別人幫他寫自傳或回憶錄，所以〝俞大維傳〞之類的書，不是一時半載可以找到的，我已經答應了趙教授怎麼辦？於是我就在網上找資料，如百度、Google、Wiki Encyclopidia、 Yahoo等等網站上搜集到許多資料加以彙整，費時三個多月寫成《俞大維的一生》的傳記文章，共三萬多字，用電傳給趙教授參考。俞大維先生是我們兵工的老長官，一生為國家服務，他的睿智、魄力、廉潔都值得我們學習的，所以我也將此文納入本書中。

記得在20年前，海峽兩岸在1992年香港會談中就《一個中國》達成共識，每當臺灣選舉時，民進黨就叫：『國民黨賣台』，這兩年來臺灣民進黨人士明裡暗裡到大陸來參訪的絡繹不絕，好像也有點《一個中國》的傾向，但是説不出口，民進黨大老謝長廷主張《憲法各表》，既然是《憲法各表》，那是不是一國呢？今查得網頁資料《環球人物》雜誌特約撰稿李振廣先生寫的《兩岸密使曹聚仁先生往來兩岸為蔣介石與中共洽談統一經過》的文章；及另外摘自《新世紀週刊》敘述蔣經國任總統時，經過密使沈誠先生的來回穿梭和中共談兩岸統一事，我把這篇報導命名為《蔣經國最後一次與中共談兩岸統一》；另摘自《軍事-環球網》報導：1974年越南進佔我西沙永樂群島鑽探石油，中共為支援西沙群島兵力，調派東海艦隊艦艇增援，3艘導彈護衛艦南下通過臺灣海峽增援，在那時臺灣海軍有7艘「陽」字級軍艦，絕對可以阻止中共軍艦前往增援，當時臺灣海軍總司令宋長志向蔣介石請示如何應對，蔣介石說：『你不知道西沙吃緊嗎？』，蔣介石意思是：『國共之爭屬內鬥，在外人入侵的時刻，中國人還是會團結一致的。』；我把這篇文章命名為《蔣介石父子對海峽兩岸是一國思想的體現》。錄這三篇文章於本書內，目的是要讀者知道：兩位蔣總統都是盼望兩岸統一的，只是陰錯陽差，差那麼最後一步。

2012年7月8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公開稱日本政府擬以20.5億日元購買釣魚島，最快9月底完成對釣魚島的國有化。中、港、台三地愛國人士乘船於8月16日抵釣魚島宣示主權，日方將登島的5位保釣人士及在船上的9位保釣人士共14位隨同保釣船《啟豐二號》一併被日本沖繩保安廳抓扣押送到日本沖繩。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瑩緊急召見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並與日本外務副大臣山口壯通電話，就日方在釣魚島非法抓扣中國公民事提出嚴正交涉，中國政府態度強硬，外長緊急召見日本駐華大使提出嚴正交涉及向日方遞交抗議照會外，並宣佈將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展開常態化海監船巡邏。相對於中國大陸的強烈反應，從前學生時代保釣的主導人物，現在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顯得輭弱，使人失望，於是我寫了一篇《日本購買釣魚島臺灣應有的省思》及《「臺灣」太平洋上的孤兒》登在我的百度長微博上，以表達我對此事的思考，也一併納入書中供讀者參考。當然還有幾篇，不再多述，請各位自己參閱。

註1：本書內所述的人物〔除外籍人士外，外籍人士盡量用原文標註外，並有官銜〕都指名道姓；國、共方面依習貫：國民黨政府稱：《中華民國》、《中央》、《國民政府》或《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中國》，國民政府軍隊稱《國軍》，中共軍隊稱《解放軍》。

註2：本書內第117貢到132頁兩篇文章《2014年臺灣九合一選舉國民黨慘敗的分析》及《馬英九執政使人失望的原因》，是作者以居住在臺灣42年的臺灣人老兵身份的話氣寫的，特此聲明。

蔣介石與中共洽談統一

《環球人物》雜誌特約撰稿 李振廣

本書作者註：作者是1947年來台，1956年軍校畢業服務軍中30餘年，在我們的思想中，充滿著『反共抗俄！』、『反攻大陸！』、『殺朱拔毛！』等的反共思想，認為國共兩黨是彼此不共載天的仇敵，蔣介石與毛澤東之間好像有著深仇大恨似的，當我在上海看到這篇環球人物李振廣先生報導的《蔣介石與中共洽談統一》文章及新世紀週刊報導《蔣經國與中共和談》、還有軍事-環球綱上有篇報導：1974年中共與越南為西沙群島發生戰爭，蔣介石允許中共三艘護衛艦通過臺灣海峽等事件，深深讓我們感覺到蔣氏父子，都絕不充許兩岸分裂的，盼望著兩岸統一！〔在此向提供資料的各刊網致謝〕這幾篇文章都證明了這一事實《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自1956年起蔣介石就啟動了由曹聚仁先生穿梭兩岸與中共和談，因為《文化大革命》蔣介石聞他的祖墓被紅衛兵鏟平，而使和談中止。接著，1988年蔣經國又經過沈誠的兩岸穿梭，再度與中共和談，幾乎要談成了，只差選定和談代表這一步，蔣經國忽然逝世而和談又一次中止。這些都實質表現一件事，那就是雖然從前我們臺灣表面上是國共對立的，但實質上兩岸兩黨都堅持：《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自滿清康熙皇帝後，歷朝歷代都堅決不充許臺灣獨立的。我看到這些文章後很震驚，經多方查證後，特將這些文章的部份材料納入本書，供讀者參考，文如下：

50多年前，國民黨退踞臺灣，海峽兩岸形成了隔海相望的政治格局，但是國共兩黨都不希望出現兩個中國。1956年春天，蔣介石收到一封中共中央專門寫給他的信，信中提出了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及完成統一大業的設想，在結尾處還特別寫道：『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蔣介石讀罷，沉吟良久。此時，在他心中也已產生與中共領導人接觸的想法。

那時，很多人願意為國共兩黨牽線搭橋。然而，真正多次溝通兩岸最高層，肩負起雙方密使使命的，是原中央通訊社記者，後為新加坡《南洋商報》駐香港特約記者曹聚仁。他與周恩來交往甚多，時任中國大陸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和平解放臺灣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委員的邵力子是曹聚仁的老師，蔣經國對他也以老師相稱。這些關係使曹聚仁成了那個時期海峽兩岸非常合適的穿針引線之人。

對於北京發出的善意，蔣介石、蔣經國首先派人秘密會見了曹聚仁，向他表達了蔣氏父子願意與大陸溝通的想法，同時告訴曹聚仁：『你去一趟大陸，要摸清大陸方面的真實意圖。』。

1956年夏天，曹聚仁給老師邵力子先生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他想與中共高層接觸之意。邵力子立即向中共中央做了彙報。周恩來瞭解情況後，迅速安排曹聚仁進京面談。

1956年7月16日中午，周恩來在頤和園聽鸝館宴請了曹聚仁，這天下午，頤和園昆明湖上遊船如織。在其中的一艘普通遊船上，周恩來、陳毅與曹聚仁一起划船。曹聚仁問周恩來：『你許諾的《和平解放》的票面裡有多少實際價值？』，這顯然是蔣氏父子最關心的問題。周恩來說: 『《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價值完全相符。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戰爭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周恩來接著說：『我們對臺灣決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是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

帶著周恩來的許諾，曹聚仁離開了北京。8月14日，曹聚仁在其供職的《南洋商報》，將這次會面的詳細內容報導了出來，向臺灣方面傳遞了中共認為《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資訊。在當時的環境下，身為報人的曹聚仁通過報紙發表文章，是他向蔣氏父子傳遞中共中央方面資訊最快捷的途徑。

曹聚仁發出的資訊，得到了蔣介石的高度重視。很快，蔣介石密約曹聚仁，希望他進一步與中共中央方面進行接觸。一個半月後，曹聚仁再次進京。這次，毛澤東親自接見了他。10月3日下午，在中南海懷仁堂，曹聚仁坐在毛澤東旁邊，周恩來也在座。毛澤東對曹聚仁說：『如果臺灣回歸祖國，〝一切照舊〞，臺灣可以實行三民主義，但是不要派特務來破壞，我們也不派紅色特務去破壞他們。』，毛澤東還說：『臺灣只要與美國斷絕關係，可派代表回來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全國委員會。』。

曹聚仁問：『如果臺灣回歸後，將如何安排蔣介石？』。

在一旁的周恩來回答：『蔣介石當然不要做地方長官，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蔣經國安排在人大或政協是理所當然的。臺灣還是他們管。』，周恩來還表示，如果陳誠願意到中央，職位不在傅作義之下。

對於蔣介石十分關心的故居和祖墳問題，周恩來指示中央對台辦負責人，通知有關方面，對蔣介石、陳誠等人的祖墳加以保護，對其尚在大陸的親屬注意照顧。

回到香港後，曹聚仁將他與中共領導人接觸的詳細情況轉告了臺灣方面。不久，臺灣提出要求，讓曹聚仁再去大陸一趟，主要任務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蔣氏祖墳是否完好。蔣介石退踞臺灣後，香港的一些報紙傳言說，蔣介石的故居和家裡的祖墳已經在大陸鎮壓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中被鏟平了，這些消息讓蔣介石寢食難安。雖然1956年春天，中共中央專門寫給蔣介石的信中提到『 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 ，但蔣介石對他魂牽夢繞的〝慈庵〞、〝豐鎬房〞的境況仍放心不下。

1957年5月，曹聚仁專程來到奉化溪口鎮，他住進了當年蔣介石回溪口時常住的妙高臺，遊覽了武嶺、雪竇寺，走訪了蔣介石寓居過的〝豐鎬房〞和蔣經國住過的〝文昌閣〞。同時,還代表蔣氏父子到蔣介石母親的墓園〝慈庵〞掃墓。所到之處,曹聚仁都一一拍攝了照片。

回到香港後，曹聚仁立即向蔣經國通報了他大陸之行的情況，並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攝的照片。曹聚仁在信中寫道：『尊府院落庭園，整潔如舊，足證當局維護促使之至意。』，關於蔣母及毛夫人墓地，曹聚仁寫道：『如照片所見，足慰老人之心。』。 曹聚仁的信和隨信寄去的照片，深深觸動了蔣氏父子。

1955年萬隆會議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逐步確立了我國爭取和平解放臺灣的進程，自此，美國政府開始全面阻撓。在美國艾森豪政府的慫恿和庇護下，臺灣方面不斷出動飛機深入祖國大陸內地，在雲南、貴州、四川等地空投特務、散發傳單，甚至對福建沿海地區進行轟炸。1957年6月28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三藩市發表演說，毫不掩飾地表現出要消滅一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圖謀。面對美國的蠻橫行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炮擊金門，殺一殺美國的威風。因此，1958年8月23日，金門炮戰打響。正如毛澤東所說：『金門炮戰，意在擊美。』，金門炮戰前幾天，毛澤東接見了曹聚仁。於是，在炮戰發生的當天上午，曹聚仁化名郭宗羲在《南洋商報》刊出一條金門即將炮戰的消息。果不其然，報紙出版後的當天下午17點30分，金門炮戰正式爆發。

1958年9月10日，萬炮轟金門持續到第19天時，周恩來在京秘密會見了曹聚仁，托他第二天回香港後儘快轉告臺灣，大陸準備停火7天，意在讓蔣軍補給金門、馬祖，但前提是絕不能讓美國飛機軍艦護航。10月5日，曹聚仁化名郭宗羲再一次在《南洋商報》發表獨家報導，向蔣介石透露中共中央準備停火7天的消息。果然，10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彭德懷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宣佈暫停炮擊7天。事實證明，金門炮戰前後，曹聚仁傳遞的資訊是及時而準確的。蔣介石已對毛澤東的戰略意圖心領神會。

1958年10月13日，毛澤東又一次會見了曹聚仁。毛澤東告訴他：『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門、馬祖的方針。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臺灣、澎湖、金門、馬祖都可由蔣管，不論多少年。』，毛澤東還說：『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蔣介石同美國的連理枝解散，同大陸連起來，根還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那一套。』。 曹聚仁問：『臺灣有人問生活方式怎樣？』，毛澤東說：『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曹聚仁穿梭兩岸的過程中，美國中央情報局也得到了相關情報。無奈之下，蔣經國不得不把曹聚仁寫給他的一封關於重開國共談判的信拿給美國官員看，並強調蔣介石不會與中共談判，還說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在美國的壓力下，兩岸談判之事一拖就是幾年。

1965年的一天，曹聚仁得到確切消息，蔣經國近期將邀請他去臺灣商量要事。得此消息，曹聚仁急忙先到北京面見周恩來。此次，周恩來讓曹聚仁轉交給蔣介石一封信，信的內容是《一綱四目》。

上世紀60年代初，毛澤東把曾經提出的給蔣氏父子的寬大政策加以細化，又增加了一些新內容，形成了和平統一祖國的總體構想。後來周恩來把毛澤東的這些構想概括為《 一綱四目》。〝 一綱〞 ：只要臺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均按蔣介石意見處理。〝 四目〞 ：第一，臺灣回歸祖國後，除外交必須統一於中央外，臺灣所有軍政大事安排等均由蔣介石全權處理。第二，所有臺灣軍政及建設費用，不足之數，中央政府撥付。第三，臺灣社會改革從緩，待條件成熟，亦尊重蔣介石意見，和臺灣各界人民代表進行協商。第四，國共雙方要保證不做破壞對方之事，以利兩黨重新合作。

帶著這封機密信函，曹聚仁匆匆返回香港，等候蔣經國的到來。 1965年7月18日，時任臺灣國防部長的蔣經國，親自乘輪船到香港附近水域接曹聚仁。那天中午，睡意正濃的曹聚仁，被聯絡人王濟慈叫醒。兩人乘一輛小車到碼頭，然後登上快艇，再由快艇送到一艘大輪船邊。曹聚仁登上輪船，見到了商人模樣的蔣經國。蔣經國告訴曹聚仁，臺灣想和北京方面談判，希望他把吃透的情況當面告訴蔣介石。

輪船最後在臺灣一個偏僻小港停泊。曹聚仁與蔣經國上岸登機，飛往蔣介石在日月潭的官邸——涵碧樓。7月20日，蔣介石在涵碧樓，由蔣經國陪同接見了曹聚仁，開始了只有他們三個人的秘密商談。曹聚仁出示了中共中央寫給蔣介石的信，信中還附有毛澤東寫給蔣介石的一首《臨江仙》詞，其中的『 明月依然在，何日彩雲歸』 道出了- 毛澤東的誠意。

隨後，蔣氏父子將中共方面提出的條件與陳誠等國民黨高層領導人進行了一番研究，又提出了他們的一些條件。曹聚仁帶著這些意見，往返於大陸和臺灣之間，進行溝通。經過多次努力，雙方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基本達成了《六項協議》。其主要內容為：

一，蔣介石偕同舊部回到大陸，可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個省區，仍任國民黨總裁。北京建議撥出江西廬山地區為蔣介石居住與辦公的湯沐邑（注：封地）；二，蔣經國任臺灣省長。臺灣除交出外交與軍事權外，其他政務，完全由臺灣省政府全權處理，以20年為期，期滿再行洽商；三，臺灣不得接受美國任何軍事與經濟援助，如財政上有困難，由北京照美國支援數額照撥補助；四，臺灣海空軍併入北京控制，陸軍縮編為4個師，其中1個師駐在廈門、金門地區，3個師駐在臺灣；五，廈門與金門合併為一個自由市，作為北京與臺北間的緩衝與聯絡地區。該市市長由駐軍師長兼任。此一師長由臺北徵求北京同意後任命，其資格應為陸軍中將，政治上為北京所接受的人；六，臺灣現任文武百官官階、待遇照舊不變。人民生活水準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發打斷了國共兩黨之間的聯繫。1968年，蔣介石又聽說一些紅衛兵去了他的老家溪口，炸毀了慈庵，十分氣憤。兩岸商談也不再提起。曹聚仁的使命也因此終止。 兩岸統一前後經過12年的醞釀最後功虧一簣。

1972年，曹聚仁在澳門去世。此後，毛澤東、蔣介石都曾試圖重新建立聯繫，蔣介石甚至秘密邀請毛澤東訪問臺灣，但歲月無情，時不我待，1975、1976年，蔣介石、毛澤東相繼去世，兩岸和平談判的任務只能留給後人。

註：本文曾於2014年7月3日以郵電徵求《南洋商報》社准予轉載。

蔣經國最後一次與中共談兩岸統一

〔摘自新世紀週刊〕

1982年7月初，蔣經國在悼念其父蔣介石的公開信中，寫到『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還表示自己『要把孝順的心，擴大為民族感情，去敬愛民族，奉獻於國家』。

很快，中共方面就作出了反應，1982年7月24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致信蔣經國，在海外引起強烈反響。

1982年7月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此信立即廣受海內外矚目，臺灣報刊亦全文轉載。信的主要內容如下：

『經國吾弟：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遙。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晤，往事歷歷在目。惟長年未通音問，此誠憾事。近聞政躬違和，深為懸念，人過七旬，多有病痛，至盼善自珍重。三年以來，我黨一再倡議貴我兩黨舉行談判，同捐前嫌，共竟祖國統一大業。惟弟一再聲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余期期以為不可。世交情深，於公於私，理當進言，敬希詮察。祖國和平統一，乃千秋功業，臺灣終必回歸祖國，早日解決對各方有利。臺灣同胞可安居樂業，兩岸各族人民可解骨肉分離之痛……吾弟嘗以《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自勉，倘能于吾弟手中成此偉業，必為舉國尊敬，世人推崇，功在國家，名留青史。所謂〝罪人〞之談，實相悖謬。局促東隅，終非久計。明若吾弟，自當了然。如遷延不決，或委之異日，不僅徒生困擾，吾弟亦將難辭其咎……評價歷史，展望未來，應天下為公，以國家民族利益為最高原則，何發黨私之論！至於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云云，識者皆以為不太現實，未免自欺欺人，〝三民主義〞之真諦，吾輩深知，毋須爭辯。所謂臺灣〝經濟繁榮、社會民主、民生樂利〞等等，在台諸公，心中有數，亦毋庸贅言……吾弟一生坎坷，決非命運安排，一切操之在已。千秋功罪，系於一念之間……歲月不居，來日苦短，夜長夢多，時不與我。盼弟善為抉擇，未雨綢繆。〝廖廓海天，不歸何待？〞人到高年，愈加懷舊，如弟方便，余當束裝就道，前往臺北探望，並面聆諸長輩教益。〝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遙望南天，不禁神馳，書不盡言，諸希珍重，佇候複音。老夫人前請代為問安。方良、緯國及諸侄不一。』。

廖承志的信發表之後，直到8月中旬，蔣經國依然毫無反應。蔣經國清楚，廖承志公開信的背後是鄧小平，是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公開作答是避免不了的。在蔣經國的授意之下，臺灣當局搬出了宋美齡，讓她以長輩的名義給廖承志回信。8月17日，遠在美國的宋美齡發表一公開回函，開口便稱『承志世侄：』，廖承志以兄長之名寫信給蔣經國，半開導半訓斥，蔣經國默不作聲，宋美齡卻以長輩之名，來對廖承志數落了一番，而且口氣不小。宋美齡寫道：『余閱世侄電函，本可一笑置之，但念及五十六年前事，世侄尚屬稚年，此中真情肯綮，殊多隔閡。…… 隨後即大段追溯蔣、廖兩家世交淵源。公開函的末尾，宋美齡擺出恩人的姿態說：『世侄萬籟俱寂時，諒亦曾自忖一生，波劫重重，抗戰前後，若非先總統懷仁念舊，則世侄何能脫囹圄之厄，生命之憂，致尚希冀三次合作，豈非夢囈？又豈不明黃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耶？』。

根據史料，1932年，廖承志在上海從事地下活動遭國民黨特務逮捕，其母何香凝四處奔走國民黨元老，力求保釋獨子，後蔣介石顧及黨內反應，下令釋放廖承志。抗戰中期，廖承志任中共南方局委員，並在粵、贛、桂、湘、閩邊區發展組織，進展迅速。隨後，國民黨中央駐粵憲兵第七團對南方局開會的民宅進行突擊，逮捕了廖承志以下近百名幹部。廖承志被捕之後，具有國民黨中央委員身份的何香凝立刻由香港偕同廖承志妻子手抱幼子，趕赴廣東韶關，先後向李漢謀、李漢魂求情未果。不久，廖承志被解往重慶監禁，蔣介石經多重考慮，再予釋放。宋美齡所提之事即此。蔣對廖的兩次捉放，無論其私人恩怨的是非曲直如何，宋美齡的公開回函，雖然不可能刊在當時中國大陸的媒體上，但卻在海外華人社會掀起相當的波浪。

宋美齡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又於1984年2月寫了一封《致鄧穎超公開信》，不過這封信無論內容或文采均不及上一封，在收不到任何回應的情況下，只能黯然落幕。

宋美齡的回信儘管表面上惡氣充盈，但實際上蔣經國已在考慮著臺灣與大陸的和合問題，他的密使已經啟程趕赴北京了，開始了海峽兩岸的高層秘密接觸。這個人就是沈誠他成了蔣經國和鄧小平及中共領導人都信賴的信使。〝平等的商量……是國共兩黨商談"；現在兩邊雖然吵架，但都堅持只有黨對黨談最適合。

1983年，鄧小平、陳雲等中共領導人在各種場合表達舉行國共和談的願望：『國共合作是平等的合作，是一個中國，反對臺灣獨立的立場。在這一點上，我們兩邊是一致的；將來我們這邊的老一輩人不在了，接我們班的人仍然會堅持這個立場，並且能夠堅持下去。但他們那邊的老人不在時，接他們班的人是否會堅持這個立場？因此，要趁我們這些老人還在的時候，早做打算，早下決心，先把國家統一起來。這樣，儘快與臺灣蔣經國進行聯繫和溝通就是一個關鍵問題。』，沈誠由此而成為往來兩岸間的密使。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參加北京科學技術政策討論會的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說：『你們今年3月在美國三藩市舉辦《中國統一之展望》討論會，做了一件很好的事。』，鄧小平對楊力宇教授的作為表示讚賞。這次會見，其實就是一次公開的隔海傳話。鄧小平在談話中直擊蔣氏父子：『我們是要完成前人沒有完成的統一事業。如果國共兩黨能共同完成這件事，蔣氏父子他們的歷史都會寫得好一些。當然，實現和平統一需要一定時間。如果說不急，那是假話，我們上了年紀的人，總希望早日實現。要多接觸，增進瞭解。我們隨時可以派人去臺灣，可以只看不談。也歡迎他們派人來，保證安全、保密。』

1986年10月，蔣經國的密使沈誠已經三度北上。此後，他得到蔣經國明確指令，要加速與大陸最高領導層溝通，因此他有了會晤葉劍英、鄧穎超、楊尚昆、鄧小平等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寶貴機會。

根據多次與中共領導人接觸及中共方面的建議，他于1986年夏在臺北草擬《國是建言》呈交蔣經國。由臺北返回香港後，中共方面要沈誠就兩岸關係提出具體意見，他在《國是建言》基礎上形成《國是建議備忘錄》。內容有：《一、分析兩岸兩黨對當前國是在觀點上的異同；二、雙方對意識形態的差距和互相執著；三、經濟制度、社會結構的分歧；四、如何在《國家至上、民族第一》的大目標下，共同為和平共存、國家統一而努力奮鬥；五、國家一定統一，手段必須和平；六、實行國共兩黨第三次合作。》沈誠的建議受到中共領導人的高度重視。

1987年3月，中共方面以全國政協名義邀請沈誠到北京晤談。赴京前，沈誠去臺北密見蔣經國，並力主突破《三不政策》。蔣經國不反對沈誠建議，表示：目前階段暫時還只能採取〝官民有別〞政策，對純粹民間之接觸、交流，政府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勵〞、〝不支持〞、〝不壓制"。蔣經國這一決定實際上改變了原來的《三不政策》，對兩岸關係發展有積極意義。

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楊尚昆接見沈誠。楊尚昆對沈誠說：『我們黨中央對你提出的建議十分重視，並且也決定了一些具體步驟，所以請你來談。兄弟骨肉沒有什麼不可解決的事，有問題大家坐下來談，只要大家開誠佈公地談，總會消除一切隔膜的。』。

關於國共和談問題，沈誠要求中共方面提出腹案，以便向蔣經國請示機宜。楊尚昆提出中共中央關於談判的基本原則是：『第一，雙方談判主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國民黨。因為今天以兩個政府來談，諸多不便，可能產生不對等的現象，你們可能有困難。而黨對黨談起話來靈活多了。所以我們還特別說明，黨對黨中還加以強調：〔一〕中央層次；〔二〕對等地位。這兩點，以示對你黨的尊重。第二，談判主題：先談合作，後談統一。』，沈誠當晚通過香港將他與楊尚昆談話的主要內容報告給蔣經國。兩天后臺北傳來消息：蔣經國同意兩黨對等談判，中央層次模式，但在技術上還希望正式有個具體表達。沈誠即將此資訊轉達給中共中央領導人。幾天後，鄧小平接見沈誠。鄧小平向沈誠談了『實行一國兩制，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問題』。

3月25日，中共中央領導人研究決定，以楊尚昆名義致函蔣經國，並由沈誠秘密帶至臺灣，邀請國民黨派代表到北京舉行和談。

3月29日，沈誠趕到臺北將楊尚昆信函面交蔣經國，蔣經國一面接函，一面滿臉笑容地握住沈誠的手說：『則明弟，你辛苦了。楊尚昆，我們在莫斯科就認識。』，當沈誠介紹楊尚昆每次見他必定問及蔣經國的情況時，蔣經國說：『這便是中華民族文化……只有雙方在文化認同上有了共識，兩岸才能走向合作、統一的大道。』，沈誠除了將楊尚昆的信函交到蔣經國手上，同時還把《香港基本法》帶給臺灣當局，希望他們看看，有什麼意見，有什麼對臺灣還可以更加變通的，盡可以提出來。

自1981年蔣經國暗許沈誠赴大陸之後，幾經接觸下來，蔣經國對中共最高領導層的和平真意有了較為明確瞭解，隨著他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蔣經國想在他還活著的時候就解決祖國統一問題，尋找與中共和解的管道，這種願望在鄧小平數次隔海傳話後愈發強烈。在這次密使沈誠京返回臺灣六天之後，也就是蔣經國反復研讀楊尚昆的信之後的1987年4月4日，蔣經國在慈湖書房約見沈誠時說：『我對於他們的來函，已仔細看過，大致上他們還是有誠意的，至於在時機上，他們好像操之過急。黨對黨談判是準確的，最重要的是大家認同大家的〝黨中央〞，能以〝中央層次〞對等談判，才不使雙方有尊卑的感覺。真正要談判，也要在我們自己黨內求得共識，因為黨內一部分人還持著反對態度。在黨對黨談判原則下，一定要保密，在雙方沒有取得一定的協議前，儘量不要赴會。以後視形勢發展，為了配合兩岸關係，我們一定會在政府部門成立一個協調黨政工作的機構來運作。』。

蔣經國很快下令在國民黨中央設立大陸工作指導小組，於1987年7月14日宣佈廢除在臺灣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接著又開放兩岸民間人員往來，陸續對大陸作了適度開放。

9月，沈誠赴臺北探視已病魔纏身的蔣經國。蔣經國對沈誠說：『我正研究他們（中共）來的那封信的處理問題。信已給老夫人（指宋美齡）看過了，她表示好好研究一下再做出決策。他們（中共）的誠意，我有同感，不過像這樣大事，多少要設想得周全一些才行。』。

沈誠建議禮尚往來，給中共方面捎個回信，然後再做具體規劃。蔣經國說：『今天的一切，主動在他們，我看回不回信在其次，重要的是下一步具體工作應如何開展。』，蔣經國表示要考慮下一步赴大陸與中共談判的人選問題。

1987年10月，楊尚昆在北京第二次約見沈誠，瞭解蔣經國對國家統一態度和臺灣本土化及台獨情況。沈誠表示：『經國先生絕不會搞《兩個中國》，更不會助長《台獨》或《獨台》。』，楊尚昆說：『我們是絕不允許《台獨》的，所以我們一直堅持不放棄武力，也就是針對《台獨》的。』。

11月25日，蔣經國表面上還在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上說：『始終堅持兩大政策，一項是堅決不和共產黨接觸，一項是堅決反對《台獨》的分離意識。今天我們要再一次強調這兩大政策，並期勉勵全體同志，貫徹到底。』，然而蔣經國於12月7日約見沈誠，告知：『下一波正式去北京的人選，大概在下個月初的黨的中常會作決定，那時你就可以安排了。』，顯然這是對楊尚昆密函的答覆，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已是呼之欲出。令人遺憾的是，赴北京正式進行國共和談的代表尚未派出，蔣經國就於1988年1月13日突然去世。當天晚上，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常會，宣佈李登輝繼任總統職位。1月21日，蔣經國去世後僅一個星期，他派往大陸的信使沈誠就被捕入獄，不審不判關押達近一年之久。

2005年4月26日，是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開始大陸之行的第一天，住在紹興市第二人民醫院特護病房內的沈誠，目不轉睛地盯著電視機的螢幕，他的內心無比激動說：『共產黨的情我領了！』

沈誠介紹

沈誠先生1921年出生於浙江，受家庭的影響，自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他就成為了蔣經國嫡系青年軍中的一名師長。臺灣陸軍大學參謀班畢業後，曾出任國民黨陸軍少將，後來又擔任蔣經國的機要秘書，並與蔣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這也為他後來充當兩岸信使埋下了伏筆。

1949年他隨著國民黨一起離開大陸去往臺灣，從那時起其內心就有了一種飄零之感，思鄉的情愫從未間斷。祖國雖近在咫尺，但卻因兩岸消息閉塞，他也只有霧裡看花的份兒。 沈老的一生都在奇遇裡打轉，1980年前後，沈誠從軍隊退役，來到香港，出任《新香港時報》的社長兼總編輯。1981年8月的一天，香港一家國貨公司的負責人到報社給沈誠送來了一份邀請書，邀請他參加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地點在北京，時間為10月10日，署名是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葉劍英。

在當時的環境下，兩岸還是隔海對峙的形勢，收到這樣的一封邀請書，沈誠心中有些納悶，隱隱還有一些不安。經過了一番周折，他瞭解到，這一次盛大慶祝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大會的嘉賓是全球統請的。在香港除了他本人，還有其他四位年逾80的老革命家也在被邀之列。 這讓沈誠在受寵若驚之餘又面臨一個新的問題——由於他當時還是預備役的陸軍高級軍官，不能任意自由行動。如果要到北京參加活動，他必須對臺灣官方有個交待。於是在接到請柬的三天后，沈誠專程到了一趟臺北請示蔣經國。

洗誠説：『蔣經國對我此行，既不鼓勵亦不禁止。他說：『按政策你去大陸是違法的，但依你目前的身份能去看看也是未嘗不可。』，後來他又囑咐我：『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報備〞一下。』，臨別時，蔣經國卻例外地交待給我一個私人任務，他希望我能抽空去一趟溪口，看看那邊情形，最好能拍攝一些現場照片。』。

沈誠重返故鄉：1981年的9月25日，對於沈誠來說是一個值得終生紀念的日子。那一天，秋高氣爽，他懷著激動的心情踏上了闊別30年的故土。那一天，我們一行人從九龍尖沙咀火車站會齊出發，先到廣州，再從廣州到北京，那時的深圳還是一個小鄉鎮，羅湖區一片農村景色……，雖然已經過去了20多年，談起那一次走進祖國的經歷，沈老仍能回憶起每一個細節。

沈誠回到祖國後不久，葉劍英在9月30日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身份，對臺灣發佈了有名的葉九條。 10月3日，葉劍英在人民大會堂臺灣廳約見五位代表時，沈誠說：『我〔沈誠〕和葉帥在抗戰勝利後，北平〝軍調部〞時期（國共和美國三方組成的軍事協調部，其職能是專為調停國共兩軍軍事衝突〕共過事，如今離那次見面差不多快25年了。』，回憶起當時的場景，沈老的目光久久停留在窗外的遠山上。每當談話的內容涉及某位故去的人物，沈老的表情都顯得有幾分凝重。葉劍英是第一位接見沈誠的中共高級領導人，他向沈誠解釋了關於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並委託沈誠向蔣經國轉達中央希望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誠意。

1982年7月24日，當時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以私人身份致信蔣經國，希望國民黨依時順勢，負起歷史責任，毅然和談達成國家統一。這封信在海內外華人當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但令人遺憾的是臺灣方面對此卻沒有表現出積極的回應。

沈誠回憶：1982年10月6日，第二次來到北京，專程約訪了鄧穎超大姐。抗戰時期，在重慶，周恩來、鄧穎超夫婦是我們家的座上常客。那天，我們談了一些別離後彼此的家事。她又問到了臺灣的一些舊友，也談到了兩岸的一些問題。雖然沒有得到任何結論，但卻伏下了三年後我將為兩岸奔走的引線。

沈誠擔任兩岸密使的經過：1986年夏天，沈誠寫了一份數千字的《國是建議備忘錄》分送給了兩岸的領導人——北京的鄧小平先生和臺北的蔣經國先生。讓沈誠沒想到的是，這份《國是建議備忘錄》竟在兩岸間引起一陣政治旋風。在臺北，當時因為客觀環境關係，蔣經國十分謹慎，他僅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約沈誠見面談過一次。蔣經國主要是求證這份《備忘錄》是否已送到了北京，以及北京方面有何反應。在那時《備忘錄》是同時送出的，可是北京還沒有做出反應，蔣經國對此也就採取了保留態度。 1987年3月，有關部門通過全國政協邀請沈誠到北京再次進行會晤。離開臺北之前，沈誠再次密見了蔣經國說：『我和經國先生談了很多，關於兩黨、兩岸問題，我力主突破《三不原則》，經國先生沒有反對我的建議。他表示在當時階段暫時還只能採取〝官民有別〞的政策，對純民間的接觸、交流，臺灣當時新的《三不政策》是〝不鼓勵〞、〝不支持〞、〝不壓制〞。』，到達北京以後，在中南海軍委會的一個會議廳，沈誠第一次見到了當時的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楊尚昆對沈誠說：『我們黨中央對於你提出的建議十分重視，並且領導們也決定了一些具體步驟，所以請你來談。』，頓了一頓，他繼續說：『我們認為兩黨之間，已經差不多有40年沒有接觸對話了。兄弟骨肉沒有什麼不可解決的事，有問題大家坐下來談，只要大家開誠佈公地談，總會消除一切隔閡的。沈先生，你很熱心兩岸、兩黨的事，往返奔波，主要也是為兩岸交流搭橋，你認為我們的意見如何？』，沈誠聽了楊尚昆的話，覺得十分中肯，便也直截了當地說出了蔣經國的想法。楊尚昆說：『國共兩黨在歷史上來看，合則兩利，國家興旺，分則兩敗俱傷，國家衰敗。經國先生秉承蔣老先生之民族大義，堅定一個中國政策，我們十分欽佩。希望國共兩黨能夠第三次合作，共創光明前途。』，關於國共和談的問題，沈誠提出由中共方面提出腹案，以便他向蔣經國請示機宜。隨後，楊尚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兩岸進行談判的幾條原則，既具體又重要。

當天晚上，沈誠向蔣經國做了彙報，兩天后，臺北傳來消息，蔣經國同意〝兩黨對等談判、中央層次的模式，但在技術上還希望正式有個〝具體表達。〞。3月25日，中共中央領導人研究決定，以楊尚昆的名義致函蔣經國，邀請國民黨派代表到北京舉行和平談判。不過，直到這個時候，我還是〝志願兵〞，連蔣經國先生的私人代表也不是。對一般人來說，這似乎令人難以置信。當時這樣做，完全是為了不給人以口實。但是這樣做，除非深為蔣經國信任才可。否則，誰也不堪勝任。所以，這一次的〝兩岸溝通〞。在總體上說，只有縱的領導，而沒有橫的關係，這也顯示出蔣經國的獨到之處。

而最妙的是，雙方均以〝黨對黨〞為談判物件，這更使某些有心人，無權插嘴。雙方認同〝黨對黨〞談判，在操作上就顯得靈活、順利，也可減輕國際上的注視。兩黨對等談判的大原則就這樣塵埃落定了。沈誠怎麼也想不到事情的發展如此神速，像這樣一件不但影響兩黨今後前途，更影響兩岸十幾億人民命運的歷史性大事竟落到自己的肩上。

1987年3月29日，沈誠帶著楊尚昆寫給蔣經國的密函離開了北京，輾轉香港，於兩天后到達臺北。大約在早上6點鐘，沈誠早早來到了蔣經國的官邸，官邸侍從剛剛起床。見到急匆匆趕來的沈誠就知道有事，便問他有沒有預先電話通知，沈誠習慣性地回答：『是大先生（對蔣經國的稱呼）召見。』，侍從一聽，立刻將沈誠帶入客廳，並通報蔣經國。沈誠走進書房，見到蔣經國坐在一張高背椅上，他叫我坐在旁邊的椅子上並告訴我説：『特別通知我在7點以前趕來，為的是秘書們還沒上班，可以和我密談……。』，我向他彙報了在北京的經過，告訴他『楊先生為了鄭重並使我安心，還親自交代我，信未封口，准許我過一下目，再封上。這是由一個黃色牛皮紙封套著的〝函件〞，封套上橫列《中國共產黨中央辦公廳》10個紅色簡體字，信紙也用〝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公箋。』，沈誠一面向蔣經國報告，一面便將那封密函，從公事包中取出呈給他。蔣經國從沈誠的手中接過〝密函〞，並滿臉笑容地握住他的手說：『則明（沈誠先生的號）弟，你辛苦了。』

這一句〝辛苦了! 〞讓沈誠感動得熱淚盈眶。整整7年的時間，做了義務的兩岸〝空中飛人〞，他的努力最終沒有白費——這封密函對促進兩岸關係互動起到了推動作用，也促使蔣經國於當年7月14日宣佈廢除在臺灣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並在後來決定開放兩岸民間人員往來，繼而陸續向大陸做出適度〝開放〞的積極姿態。但是萬未料到蔣經國於1988年1月13日去世，當天晚上，國民黨召開臨時中常會，宣佈李登輝繼任總統職位。同年1月21日，距蔣經國逝世僅一個星期之後，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處以《意圖非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為由將沈誠拘捕，並移送臺灣高等法院法辦。沈誠説：『我這個案子，從開始到〝高院〞宣判，前後差不多拖了8個月。在這期間，海峽兩岸形勢、時空上的變化均非常大。首先，臺灣繼續在開放，政治空氣也沒有過去那麼嚴重。《三不政策》也比較鬆動了，兩岸互動也較活潑，人民對於〝統一〞也公開認同了。我的心情也自然平靜了許多……。』。

沈誠在監獄裡度過了200多個日夜之後，1988年11月26日，臺灣最高法院做出終審判決，宣佈沈誠無罪，一場〝叛亂〞鬧劇終於落下帷幕。為了感謝一年來在精神和物質上支持過自己的軍中戰友和臺灣同胞，重獲自由之後的沈誠召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在會上，有人問他，還會再去大陸嗎?沈先生很自然地回答了他們：『我會再去，大陸才是我們今天在臺灣的中國人的根，我們怎麼能數典忘祖。』 。

在一片掌聲中，沈誠繼續說：『有一小撮人，他們反對和平統一，所以說我〝叛亂〞。究竟誰才是中華民族的〝叛徒〞，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這就是沈老，一個為了兩岸和平統一而無怨無悔的人。身體狀況不是很好的沈老一顆心仍然繫於海峽兩岸。

註：本文曾於2014年7月3日以郵電徵求新世紀週刊社轉載。

蔣介石父子對海峽兩岸是一國思想的體現

〔部份資料摘自軍事-環球網〕

〔一〕蔣介石對海峽兩岸是一國思想的體現：

越南南北越簽訂了停戰協定後，南越政府趁着陸上戰局局勢的穩定，積極展開在南海搶佔戰略要點的活動。從1973年8月份開始，南越軍艦在西沙海域不斷地驅趕、衝撞和抓捕中國漁民，佔領島嶼，企圖將中方擠出該地區，進而獨佔西沙群島〔當時的西沙中方和南越各佔有島嶼，類似現在的南沙群島〕。1973年12月，南越政府進入西沙地區鑽探石油，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重申對西、南沙的主權。1974年1月18日，南越政府不顧中國一再警告，派戰鬥艦和軍隊，以武力侵佔中國西沙永樂群島，打傷守島民兵，以武力向中國挑戰。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再不採取措施，國家的臉面和利益都要丟盡，而當時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根本沒有打仗的準備，西沙海域，中方只有402、407兩艘捕魚輪〔上有民兵〕，南方無合適的艦艇可派，於是緊急之中匆忙拼湊了二艘掃雷艇〔396，389號〕、二艘獵潛艇〔271，274號〕，於1月19日開向西沙，任務是護魚巡邏兼向駐島軍民輸送補給。

西沙海戰爆發前，時任南海艦隊司令員張元培就給中央和海軍寫報告，要求調東海艦隊艦艇增援。1974年1月19日海戰爆發，中央和海軍批准了張司令請求，緊急調東海艦隊〔01型〕505號昆明艦、506號成都艦和508號衡陽艦3艘導彈護衛艦南下增援。

〔01型〕導彈護衛艦艦長91.5米，寬10.1米，吃水3.12米，標準排水量1240噸，滿載排水量1460噸，航速28節，續航能力2000浬/航速18節，戰鬥乘員170人。配備有1座雙聯裝上游-I〔SY-1〕反艦導彈發射裝置，3座130毫米單管艦炮，2座37毫米雙管艦炮，2座250毫米5管反潛火箭發射器，4座432毫米6管深水炸彈發射裝置。這在當時是我海軍戰鬥力較強的現代軍艦。把配置這麼高的戰艦增援到南海，我們當然是高興萬分，可接下來如何選擇南下航線卻難住了指揮部上下所有人。

臺灣海峽是一條呈東北一西南走向的狹窄水道，南寬北窄，長205浬〔約380公里〕，平均寬102浬〔約189公里〕，最窄處僅70浬〔約130公里〕。在這一海域，國共兩軍曾發生過多次海戰，由於台海關係緊張，以往，中國海軍艦艇從東海到南海，都需繞道入太平洋，過巴士海峽。路途遠，風浪大，用時長，這次西沙海戰告急，該怎麼走?經請示毛主席，毛主席指示：『直接過臺灣海峽！』。

堅決執行毛主席的命令，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這畢竟是沒有先例的，能否平安通過臺灣海峽，大家心裡都沒把握。為保障三援艦安全南下，福建基地組織了30多艘艦艇、上百門岸炮和高炮以及戰機和沿海觀通雷達，執行警戒保障任務，嚴陣以待，隨時準備粉碎來自臺灣方面的破壞與挑釁。

1月20日海軍情報部通知我們，東海三援艦已在舟山基地出發，將於21日夜間秘密通過臺灣海峽。據海軍情報室值班人員講，為保證行動的有效隱蔽，三艦通過臺灣海峽時實行燈火管制，電報只收不發。航行由我沿海雷達站測定三艦方位，用密碼通報他們，實行陸地指揮。

歷史上，台海兩岸的中國人雖有諸多矛盾，但即便在嚴重對峙時期，台海兩岸在南海諸島的歸屬上均堅持中國對其擁有主權的立場。兩蔣主政臺灣時期，兩岸甚至在太平島有過默契的合作。

中國人民海軍通過臺灣海峽的消息很快被臺灣當局知道，當時臺灣海軍有7艘「陽」字級軍艦〔分別是：咸陽艦、南陽艦、衡陽艦、嶽陽艦、惠陽艦、洛陽艦及安陽艦〕海軍實力明顯比中共海軍強〔有的大陸資料說：因臺灣海軍實力比中共海軍弱，所以不敢阻攔，這是不確實的。〕臺灣海軍總司令宋長志向蔣介石請示如何應對，面對西沙海戰，蔣介石說了一生中最值得敬佩的一段話：『你不知道西沙吃緊嗎？』，畢竟蔣介石明白，國共之爭屬內鬥，在外人入侵的時刻，中國人還是會團結一致的。蔣介石又指示說：『你們要一路護航，保證艦隊安然通過。還有準備補給船，給前線送給養。』，結果，出乎東海艦隊意料。臺灣海軍不但大開綠燈放東海艦隊過海峽，而且一路護航，保證了艦隊的安全。此外，幾十艘臺灣補給船開赴西沙前線，為前線的解放軍戰士運送食物和淡水〔〝送補給〞是大陸資料所載：運送食物和淡水等的說法，是否屬實要待查證。〕。

１月20日，東海艦隊如期抵達西沙前線，雙方兵力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海軍形成絕對優勢，擊沉擊傷越南驅逐艦2艘、護衛艦1艘、魚雷艇3艘，擊斃擊傷水兵700多人，俘虜包括美國顧問斯那德在內200多人，將入侵越軍幾乎全部殲滅。

〔不會像馬英九那樣，中國每天派海監艦赴釣魚島常態巡航的同時，馬英九在和日本人談釣魚島的臺灣漁民的捕漁權，這叫什麼？這不是承認了釣魚島是日本人的嗎？既然他講國土一寸都不讓！那你跟日本人不談釣魚島的歸屬談什麼？註：這段文字作者另加的〕

〔二〕蔣經國對海峽兩岸是一國思想的體現：

蔣經國總統與蔣公一樣，一生奉行《一個中國》立場。他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兩岸是血脈同根。政治歧見，難道一直能夠讓臺灣海峽，成為阻隔民族來往的鴻溝嗎？』。進入1980年代時，1949年隨政府從大陸撤退到臺灣的老兵，逐漸進入垂暮之年，再也按捺不住想家的心情，怎奈思鄉心切卻有家歸不得，不斷透過街頭示威抗議、議會陳情、媒體喊話等等途徑，向當時臺灣的總統蔣經國強烈要求，准許老兵回大陸老家，與親人團聚，落葉歸根。馬英九在2008年10月31日在出席第三十屆榮民節慶祝大會上致詞說：『記得1987年3月，他擔任蔣經國英文翻譯，蔣經國問他: 『〝英九〞，有沒有什麼事？』，他當場愣了一下才回應說：『最近有很多榮民表示想回鄉探親。時任立委的趙少康等人也在立法院質詢，希望開放老兵回鄉探親，許多老兵在街頭穿著印有想家兩字的長袍遊行。』，馬英九並表示，當時他很大膽地向蔣經國建議：『很多老兵想回鄉探親，且經由赴外地觀光偷偷地跑回大陸，人數可能逾萬人，這個時候恐怕可以考慮開放了。』。

臺灣老兵回鄉探親問題在臺灣已經非常突出，在〝飛虎隊〞陳納德將軍的夫陳香梅女士回憶錄裡説：『其實，臺灣老兵回鄉探親，也是鄧小平先提出的，在她第二次到中國訪問時，鄧小平提議，可以先讓在臺灣的老兵回家探親。大家都是中國人，都有父母、兄弟姐妹、老婆、孩子。』，這樣，陳香梅才來臺灣，向臺灣政府轉達了這層意思。1987年5月母親節，老兵走上街頭哭訴〝想家〞，聚集在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門口，並且和輔導會的安全警衛人員發生肢體衝撞，重病纏身的蔣經國在病榻上聽聞此事，對輔導會主委張國英的臨場處置頗為不滿。

1987年10月14日，蔣經國主持的國民黨中常會，通過有關探親的決議，於是在10月15日，時任內政部長的吳伯雄正式宣佈：准許民衆赴大陸探親，一年可有一次，一次3個月。蔣經國決定開放臺灣民衆探親後，中國方面立即響應，雙方一拍即合。沒有兩年，就出現了臺灣老兵的回鄉潮。當時兩岸依然遵循不接觸的原則，中國旅行社、中國青年旅行社等民間機構扮演了重要角色。20多年來，臺灣前往大陸的民眾累計已超過5,000多萬人次；目的也早已不只是探親了。

蔣緯國的身世

蔣緯國發現了腎臟疾病，1955年春天到醫院診斷，他患了晚期尿毒癥，而且病情越來越嚴重，所以蔣緯國知道自己在世上生活的時間越來越少了。於是，蔣緯國決定要在最後的有限時間裡，做幾件他多年想做卻一直沒有做成的事情。其中最主要的一件事， 就是委託《聯合報》著名記者汪士淳代筆為他寫一部《回憶錄》，蔣緯國首次向為他寫自傳的汪士淳坦承了自己並不是蔣介石的親生骨肉。

蔣緯國說：他的生父確實是戴季陶，而母親也確為外界一度風傳得非常廣的日本女人。但是，蔣緯國說他的母親，並非坊間所稱的津淵美智子，真正的名字是重松金子（金子）。蔣介石與戴季陶常到〝黑龍社〞參與孫中山組織的活動。在那裏邂逅房東18歲的美少女——重松金子（又名：愛子）。其時，重松金子的身份是〝黑龍社〞護士。 表面上〝黑龍社〞是民間組織，實際是半官方特務組織。金子的任務就是靠近這些來親善日本的中國反清精英。蔣、戴又正處青春茂盛，寂寞難耐。故第一眼見到金子，戴和蔣就被迷住了，兩人開始了對金子的追求。戴畢竟年輕蔣幾歲，英俊、溫雅、倜儻，文才好。金子更傾心於戴，戴經常寫日文情詩給她並約看電影，如此兩人很快同居，1916年生一男孩子。蔣雖妒忌，卻不能強人所愛。據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正式記錄：1919年重松金子帶著兒子來中國上海尋戴季陶時，戴心猶如螞蟻爬在熱鍋上……他又怎敢接受這個〝私生子〞呢？自已是有婦之夫，夫人鈕有恆（早期同盟會員。曾與秋瑾一同革命）比他年長4歲，性情又剛烈，對這個多情〝弟弟〞素來管得很嚴。戴對這位姐姐也又愛又怕。如果讓〝姐姐〞知道怎麼收場？更何況 眼前還有趙文淑這個女人在身邊。據蔣介石前妻《陳潔如回憶錄》記載：蔣曾親口告訴她蔣緯國是怎樣和他結父子之緣的。蔣說：『幾個月前，當我在上海環龍路44號總部的時候，門鈴響了幾次， 我開開門，想不到站在門前的是一位日本女士，手牽著一個小男孩。因為她是一位我在東京認識的舊友，我説：『你好嗎，金子女士?你何時到上海的?請進來。』，金子鞠躬道：『這個男孩子就是戴季陶的骨肉，你看他樣子像他父親嗎? 』，我就上樓叫戴季陶下來跟你見面，我一邊叫著戴季陶的名字一邊衝上樓，聽到我的叫聲戴關門後來對我小聲說：『我在日本流亡生活的那一頁已是明日黃花，現已有妻子兒女，無法恢復跟金子的關係，介石，我的好兄弟，請你替我找個藉口，趕快把她和那小孩送走……』，我對戴説：『我只有一個和毛氏所生的兒子經國，你如願意的話，就把這個兒子送給我，我帶到鄉下交姚氏撫養，就算是她生的。』，我之所言，戴季陶求之不得，我當即稱謝照辦了。我下樓後對金子說：『金子，真抱歉，季陶已外出，我不知他何時能回來。你有什麼話，願意讓我轉告他嗎? 』，聽完此話，金子傷心得差點哭出來，然後自言自語：『我此次來上海的決定錯了。我原相信他的甜言蜜語，以為他真的愛我。我們可以恢復以前的關係，這是他離開日本時向我作的承諾。』，最後她一咬牙，對我說：『蔣先生，請代我告訴季陶，如果他不要他自己的孩子，我也不要了！』，說完，她吻了小男孩一下，發瘋似地衝出了門……。

正在戴騎虎難下時，蔣介石為他解了圍，留下了孩子，給了金子一筆錢，將其送回了日本。於是蔣介石將孩子攜回奉化，交由姚冶誠撫育，取名〝蔣緯國〞。重松金子於1921年在日本去世。這個難以了斷的情債，經蔣介石斡旋而化解，戴自是萬分感恩。曾在後來給蔣的信中如此如此表露：『自信愛兄，唯有一愛，有愛之變體成為痛則有之，決不成為憤也。』，蔣回信道：『兄之待吾，私愛之厚，道義之深，有過孫先生與靜江之待吾。而吾之待兄，故亦奉為良師益友。』。此後，基於戴與孫中山的關係，屢屢向孫引薦蔣介石，因此，蔣介石從黃埔軍校校長到總統之路，戴季陶為他做了鋪墊。1986年，蔣緯國為紀念生身父，特意專程至台中，托人塑造了一尊戴季陶銅像。1988年，蔣緯國又派人與上海民革的老國民黨員取得聯繫，開始尋找生父戴季陶墓地。但原墳墓被盜，蔣緯國又與大陸公安機關偵查人員多方偵查和經盜墓人供述，最終在屍骨所在地找到了3個頭顱和一堆遺骨，經法醫鑒定3個頭顱均為一男二女。確定了戴季陶、戴母和鈕有恆的身份。得知消息的蔣緯國欣慰地說：『數十年之夙願一朝終成。』，經蔣緯國同意，戴氏遺骨先在大陸火化，後運往臺灣舉行祭奠儀式，再運回大陸，最終安葬於四川成都昭覺寺。從此，戴季陶魂歸佛地，得以安息。

蔣緯國原配夫人石靜宜難産過世後再娶丘如雪，丘如雪母親是德國人，所以她是中德混血兒，英文名字叫Ellen，美麗高雅但行事低調，從不在公開場合露面，十分賢淑，在日本東京結婚時是1957年2月，由戴安國〔戴季陶兒子〕陪同到日本東京舉行婚禮的。丘如雪婚後大部分時間都在台中宜甯中學旁邊的小屋中陪伴蔣緯國的養母姚冶誠夫人，一直到1967年姚夫人去世。因為她會說英語，心細體貼，深受蔣夫人宋美齡喜愛，後來就長年在美國侍候臥病的蔣夫人。丘如雪育有一子名蔣孝剛，蔣介石生前曾千叮嚀萬囑咐，一定要把蔣孝剛送出國，否則以後一定會步他幾個堂兄的後塵，夫人丘如雪對此十分贊同，所以蔣介石一過世她就把兒子送到英國諗書，在劍橋大學畢業後，獲法學碩士學位，後在美國紐約市考得了律師執照，現在己自開業，他行事跟他母親一樣也十分低調。

臺灣228事件的真像

家父任兆基奉當時行政院資源委員會令於1945年11來台接收臺灣工礦公司，順便為我們全家來台定居先作安頓，父親在臺北市大正町三條通〔現在的中山北路53巷10弄2號〕找到我們的住處後，母親帶了我和我弟弟在1946年1月5日搭乘臺灣航業公司的海黔輪從上海出發於次日〔1月6日〕上午在基隆登岸，初到臺灣一切都很新鮮，尤其是日本和室的塌塌米房間，進屋還要脫鞋。弟弟被安排在公園路女師附小讀五年級，我則暫時等待分發，次年〔1947〕年2月27日〔星期四〕下午弟弟學校老師打電話給父親，説我弟弟肚子痛，很痛苦必須送醫，父親公司在南洋街，坐三輪車〔當時臺北市汽車很少，各單位主官配的是三輪車〕到學校將弟弟接到台大醫院，經診斷為盲腸炎，必須馬上住院開刀，於是一邊辦住院一邊開刀，次日〔2月28日〕早晨父親上班去了，我自家裡陪了母親到台大小兒科病房照顧弟弟，〔就是現在台大醫院後面靠中山南路邊的兩棟灰色四層樓的水泥房子〕，到台大醫院時，在醫院大廳裡看到許多橫七豎八的受傷民衆躺在地上，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弟弟的病房是一人一間，還有一個集體使用的簡易廚房。中午時父親來醫院說昨天晚上，在臺北市圓環為一件私煙查緝案，發生流血衝突，於是早上臺北市引發民衆的請願、示威、罷工、罷市。所以父親下午也不上班了，好在醫院還有個簡易廚房，我們全家都可躲在醫院裡不必回家。

後來查清楚，事件發生經過是在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點半左右，《臺灣省專賣局臺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鐘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及四名員警，在臺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法主公廟對面、天馬茶房前發現一名40歲並育有一子一女的寡婦林江邁正在販賣私煙，查緝員於是沒收林婦所有販賣的香煙，以及身上所有的錢財。林婦表示生活困難，跪地求饒，苦苦哀求，至少歸還其錢財、以及其餘經過合法繳稅的公煙，但查緝員堅持全部沒收。而林婦的糾纏讓查緝員心生不耐，同時紛擾也吸引越來越多的民眾圍觀，使查緝員大為緊張，情急之下林婦被葉得根以槍托擊傷頭部，頓時血流如注，滿臉是血昏迷倒地。圍觀民眾目睹此景後，憤而將查緝員包圍。傅學通逃到永樂町（今西寧北路）開槍示警，意外擊傷了在自家門口看熱鬧的市民陳文溪（20歲，胸部中彈，送醫，次日死亡）。隨後查緝員逃至永樂町派出所，再被護送轉移至中山堂旁的警察總局。激憤的群眾六、七百人在當天晚上包圍警察總局，要求警方懲凶，但是由於警察局長官，有意包庇下屬。市民眼見官吏濫開槍傷及無辜，卻得不到滿意的答覆。於2月28日晨，憤怒的臺北市民包圍專賣局並焚毀煙酒。由於緝煙血案未獲解決，於是上午九時，民眾沿街打鑼通告，積怨已深的市民群體展開罷工、罷市，大小商店紛起響應相繼關門。民心憤慨，群情激昂，全市騷動，上午十時，憤怒的市民前往包圍肇事查緝員任職的專賣局分局進行抗議，並要求專賣局分局長歐陽正宅下臺負責。民眾並將專賣局內堆存的香煙、酒類等物搬出並予以焚毀。

2月28日下午一時許，數千名群眾集結於長官公署門口示威請願〔當時的長官公署就是現在的行政院大樓，因為原來日本總督府就是現在的總統府，二戰時被盟軍炸得是斷牆殘壁，中間聳立的主樓塔也斜在一邊，整個建築無法使用，〕，在請願過程中，長官公署衛兵無預警地向市民開槍掃射，當場造成一些民眾死傷，使得民眾的情緒更為憤慨。公署衛兵開槍後，局勢急遽惡化，民眾從此開始轉往毆打外省人。另一部份抗議民眾，此時轉進公署附近的臺北新公園繼續示威集結，同時暴民佔領了位於新公園旁的臺灣廣播電臺，並被許多有心人利用，藉廣播報導將事件宣染扇動，以致使事件漸漸向南漫延，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臺灣光復初期，因按蔣介石的以德報怨號召，從大陸及南洋平安遣返的台籍日軍有數十萬人之多，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已被完全日化，以講日語為榮，自認為是大日本帝國臺灣國的子民，無法接受日本戰敗之事實，仍緬懷昔日的皇軍威風，無視於儘管當時百廢待舉，而政府仍為他們盡力遣返，照顧，醫療之苦心，而心懷不滿，待機生事。同時，在光復後，亦有不少昔日皇民化的公務員，因仍習慣講日語，不講國語，而被替換，一下子無法適應從昔日的大人降為一般老百姓的心態，也就不滿政府而推波助瀾。

我們現在對228事件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都宣染著228事件臺灣人被殺了多少，從來不談大陸人在此事件中傷亡的人數，我是親身經歴228事件的見証人，其實在1947年2月28日下午二時，在群眾抗議過程中，就開始對來台經商的外省人、公務員及其眷屬、及來台旅行者都受到遊行暴民遷怒濫施報復的事端。本町正華旅社與虎標永安堂遭到民眾破壞。2月28日下午三時，警備總司令部眼見情況險峻，於是緊急發佈臨時戒嚴令，並派遣武裝軍警掃蕩臺北市區，開槍掃射民眾。2月28日下午五時許，新台百貨公司亦被暴民搗毀焚燒，並乘機偷竊百貨，對外省人則毆打或焚毀車輛。在本町、臺北車站、臺北公園、榮町、永樂町、太平町、萬華等地，均有不少外省人無端挨打。任職於聯合國救濟總署的汪彝定先生指稱，大多是被棒打或棍擊，尚未見武士刀，攻擊婦孺老人的現象不太多，強姦只偶有傳聞。根據傳聞，外省人被打死者在臺北市至少有十五人，有些被木棍打成癱瘓〔這是汪彝定先生坐在家的所聞，與事實相差甚遠，但他說明了一件事，暴民打大陸人是事實。〕。

因為我們全家住在台大醫院小兒科病房，要到街上買食物等供全家在醫院裡生活，父親公司一位本省籍的郭先生帶了我到外面購物，在臺北火車站前親眼看到一個外省人自火車站拿了行李出站，一邦暴民一言不發，就用棍棒把那外省人，打死在火車站前，然後他們把屍首抬到火車站前水溝〔陽溝〕旁，試圖將屍首丟進溝內〔那時台北火車站前有條水溝〕，但此人太胖了，卡在陽溝中，然後有人在旁邊拿了一個水泥蓋板往屍體上匝下去。那位郭先生又陪我到東門菜場〔現在信義路〕買食品，經過信義路在路中央稍稍靠南方向〔在現在國家音樂廳地下停車場進出口車道邊附近，靠近杭州南路方向〕原有一棵很大的榕樹，〔這棵大榕樹好像在建中正紀念堂時才被移走的〕上面倒吊了一個被燒焦肚子大大孕婦的屍體，這難道是臺灣人？不問就知道她是無辜的大陸婦人，可憐這些人死得不明不白，類似這種事件多有發生。只是那時臺灣還沒有建立戶口制度，也沒有完善的人員進出臺灣登記管制擋案，所以這些人死了白死，也沒有人替他們申冤。

再讓我們看看當時另外一位大陸人士蕭玉珍口述228事件她遭遇的經過，這是她在南部旅遊時的親身經歷：

她述説：228當天高雄平安無事，大概就在第三天，我們在外面玩到一半時，高雄就變成了個恐怖城。依稀記得當天該是個週末吧，街上遊人甚多，在下午一兩點，我們欲轉往屏東遊覽時，暴亂開始發生。在十字路口，我們被一群浪人攔車盤查，為什麼稱他們為浪人呢？因為他們都是一副日本人打扮，頭上綁著日本白巾，手持武士刀。都是五十歲以下之壯年人，二十人一夥，攔人攔車查問。我們廈門也講台語，因此未遭毒手，但當時我親見車外兩位男子被盤問砍殺的整個過程。他們當時被攔下，被用台語盤問，『供』〔台語『講』的發音〕日語沒？不會。『供』台語沒？不會。『供』客話沒？不會。當場，巴格野魯，幹XX，武士刀就砍下來。一人當場罹難，另一人想逃跑，亦被追上用武士刀砍死，身上噴出的血濺了尺高。

當時只以為是局部的，偶發的事件，只想逃離現場，結果越走越不對勁，幾乎每個大路口，都有這類浪人成群的在把關，街上的屍體也越來越多，慘不忍睹。在車上眼見對穿旗袍者就連問都不問，持刀就砍，男女老少全都不放過，有的甚至全家罹難。小的有至繈褓中的一兩歲小兒及大至十來歲的小孩，都無一倖免，更有的頭被完全砍掉，身首異處。不把人當人，只要非我認同族類，一律消滅，與日本南京大屠殺中國軍民不分的獸行一樣。

我們深受驚駭，決定繞路返回，結果是愈見愈慘，尤其是高雄火車站，前鎮一帶及往高雄工職的大馬路上，屍體堆積如山。就我粗略估計，應有上千人之多。僅高雄一地，我所見者就如此，全省死難者更不知有多少。當時在台的除軍人外，外省人大部份就是公務員，及沿海省份來台經商人士，以溫州人居多，浙江人也不少，這些人都是無辜冤死的。在街頭屠殺還不夠，這些浪人開始逐屋尋人殺戮，於是高雄外省百姓開始逃向要塞尋求保護或在一些善良百姓幫忙下，假借日本裝扮，惡補些日語、台語，以逃避浪人之盤查捕殺。

我法院一客家同事，先生在新竹當軍需處長，住在客家村，亦被暴民入村點名要人，先生雖有兩把槍，卻不敢用，怕子彈用完 仍救不了全家，只好個人躲入糞坑躲藏，還因此得病，但勉強倖免。

再將記者唐賢龍著 《臺灣事變內幕記》曾呈李登輝參考，備寫臺灣228事件實錄，原是將唐賢龍記者的記錄稿作參考，但李登輝在實錄中故意柵除以下記載的幾則新聞，茲補陳述於下：

228日早上十一點，臺北新公園，除了打死十幾個外省人，毆傷二十幾個公務員外，更有一個年輕少婦，攙了她一個六歲多的小孩子，正想由偏僻的小道回家時，卻被幾個流氓攔住了，他們對她儘情的調戲後，一刀將她的嘴巴剖開，一直割裂到耳朵邊，然後將她的衣服剝的精光，橫加毆打，打的半死半活的時候，便將她的手腳綁起來，拋到陰濕的水溝中，該婦人慘叫良久後即身死。當該小孩正在旁邊哭喊媽媽時，另一殘暴的臺灣人，便用手抓住該小孩的頭，用力一扭，即將該小孩之頭倒轉背後，登時氣絕。

萬華附近，一小孩被民眾將雙腳綁捆起，將頭倒置地上，用力猛擊，直至腦漿流出時方將其拋於路旁。

在臺北橋附近，有兩個小學生，路遇民眾，因逃跑不及，即被民眾捉住，民眾一手執一學生，將他們兩個人的頭猛力互撞，等到該兩小學生撞得腦血橫流時，旁觀之民眾猶拍手叫好。

228當天下午，在臺北太平町，有一開旅館之孕婦，被民眾將其衣服剝光，迫令其赤裸裸地遊街示眾，該孕婦羞憤無已，堅不答允，便被一手持日本軍刀之臺灣人，從頭部一刀下去，將該孕婦暨一個即將臨盆之嬰孩，劈為兩段，血流如注，當場身死。

在臺灣銀行門前，有一個小職員，當他剛從辦公室裡走出來，即被一個臺灣人當頭一棒，打得他腦漿併流，隨即隕命。這時，適有一對青年夫婦路過此地，又被群眾圍住，吆喝喊打，嚇得他們跪在地上求饒，時有很多的臺灣小學生擠進人群中，一看原來是《阿山》〔他們對大陸人的貶稱〕，便連忙你一腳，他一腳，將他們兩人踢在地上，滾成一團，這時民眾更拳腳交加，棍棒齊飛，不一會，他們便被打得血肉模糊，也成了兩具破爛的孤魂。

在桃園，被羈囚於大廟，警察局官舍與忠烈祠後山各地之外省人，內有五個女眷，被臺灣一群流氓浪人強行姦汙後，那五位女眷於羞憤之餘，均憤極自縊殉難。而該縣大溪鎮國民小學女教員林兆煦被流氓呂春鬆等輪奸後，衣服盡被剝去，裸體徹夜，凍得要死，後被高山族女縣參議員救護始脫險。

讓我們再看看下面228事件背後的故事：

中共臺灣地下組織即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於1946年6月正式在臺灣建立組織系統，當時中共地下黨部省工委書記是蔡孝乾，到1947年228時全省已有黨員70多名成員，中共地下黨部臺北市工委書記是廖瑞發等指揮，中共的地下黨員《中外日報》記者吳克泰〔原名詹世平，曾介紹李登輝加入共産黨，參見附件吳克泰小傳〕、周青〔原名周傳枝〕等人乘在臺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法主公廟對面、天馬茶房前查緝私煙事件，在群衆中鼓動操弄，以下是吳克泰在所著《臺灣二二八真像》中寫道：『228這一天，我一面參加群眾的鬥爭，一面找地下黨的同志，好像捉迷藏一樣。』，這些中共的地下黨員想借機解放臺灣，吳克泰文中寫道：當他回到家時，中共臺北市工委書記廖瑞發來通知他說：『這兩天，228慘案突然發生，黨員都就地參加了群眾鬥爭，互相找不到。面對國民黨軍警不斷的殘酷屠殺，地下黨根據各界人士和群眾的強烈要求，決定開展武裝自衛鬥爭，成立了全島性的武裝鬥爭委員會。臺北市的黨員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人全力準備武裝起義；另一部分人配合武裝起義開展宣傳工作。要他就參加宣傳工作，聯繫地點在蓬萊閣前黃石岩同志〔前臺北市工委書記家〕。因我同學生有聯繫，要求我儘量動員學生去參加武裝鬥爭，並打聽日本軍隊隱藏的武器彈藥的下落，並決定開展武裝自衛鬥爭，成立了全島性的武裝鬥爭委員會。臺灣的武裝起義以各大學和中學高年級學生為主力，鼓動暴民作亂，並將這種暴民殺戮攻擊大陸人的事件籍由廣播漸漸向南傳遞，致造成全台暴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