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Ordinary Person's Memoir (Revision): 一個平凡人的自述（再版）

By Jiausen Jih and 季蕉森

本書是美國華府的蕉森博士在退休後累積約七十篇作品輯錄，內容分親情、友情、憶往、旅遊、傳記、心聲、與隨筆等卷，成為《一個不平凡人的自述》一書。它的初版於二〇一〇年在臺灣付梓，原來是一本非賣品，著者分贈給他的親朋好友留念，以及下列相關圖書館典藏：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史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馬里蘭州蒙郡圖書館（九個）。此版為再版，蒐羅一百篇作品，其中三十九篇是初版後的新作；除此之外，還包括三篇著者原作的英文翻譯。

• Language: 中文
• Publisher: EHGBooks
• Release date: Jul 1, 2013
• ISBN: 978162503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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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嗣佑先生 序

在華府，朋友們都知道，季蕉森先生是一位非常堅持原則的人：做人正正當當，一絲不茍。他不只是愛護他的家人，更是古道善腸，樂於幫助朋友。對社區公益事業，他也是不遺餘力的作出奉獻。

我曾和友人多次談起，他並不是「一個平凡人」，而是一位有良心血性，腳踏實地，肯行動，又勇於負責的超人。

他的作品，我每一篇都拜讀過，有的是一讀再讀。就像他的為人一樣，他下筆是那麼清清楚楚，順暢無比；字裡行間，蘊藏著深厚和熱烈的情感；人性純樸和善良的一面，在他的作品中，也都流露無遺。

他寫的憶往篇，包括「懷念我的恩人─施伯母」，「懷念父親」，「思念母親」，以及相關文字，都是我最愛讀的。這其中牽涉到的恩情與親情，真是言有盡而意無窮。在那個年代，如果沒有「恩人施伯母」的金錢幫助和鼓勵，他不可能遠涉重洋，來到新大陸，乃至得到博士學位。沒有父母親的耳提面命，他就不會養成那種辛勤工作，奮發上進的精神。

在「思念母親」一文中，他提到小時候虐疾（打擺子）發作時，全身冷得發抖，他家買不起藥，母親就用兩床棉被把他蓋起來，再用她自己的身體壓在他身上，另方面又要他拼命喊叫，直到他的頭部和全身冒出汗來，才停止。母親是用這種土方法，把他的虐疾治好了。

蕉森也提到他在台大唸工學院，需要一把計算尺和原版微積分，在當時台北的市面上都是買不到的，必需要經台灣銀行結匯，向美、日等國進口，這是價錢很貴的東西。父母為此在親友間起了個會，以會首的名義籌到了這筆錢，解決了蕉森的難題。

每個月的會錢怎麼還？他母親買了個小磨子回家，每天磨粉蒸肉所用的粉，再轉託給一個商家代售，以所得的錢作為貼補會錢的一部分。幾個月之後，那個商家忽然不見了，並沒有和母親結最後一次賬，剩下的蒸肉粉，也被商家捲走了。望著母親傷心失望的神情，他的內心真是痛苦萬分。

俗語說，貧寒出孝子。蕉森就是貧寒家庭中的典型孝子。他在台大第一次拿到家教賺來的錢，就抽空跑到市場，買了一隻大活雞，回家獻給母親。台大畢業，找到了第一份工作，發薪俸的那天，正值大颱風，蕉森不顧風雨，拿著濕淋淋的薪水袋，回家交到母親手裡，再趕回工作地點上班。

他來美求學期中，也以打工得來的錢，大部分寄回台北家裡。他和妻子伯玲結婚的第二年（1967），即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買了一棟公寓，供父母親和兄弟居住。夫妻兩人在美繼續住在簡單的公寓裡。

我比蕉森年長幾歲，家庭背景極為相似，我們的童年，都是在最艱苦的抗日期間度過的。而和他比起來，我真是個不肖之子，沒有對自己的父母親盡過一點孝道。想到這些我真是慚愧得無地自容。

在唸中學的日子裡，我讀過胡適博士（1891 – 1962）記憶母親的文字，也背誦過蔣介石先生（1887 – 1975）的五十生日感言：「報國與思親」。朱自清（1898 – 1948）所寫父親的背影，也使我久久難忘。這些人的文字，無懈可繫，有如行雲流水。而他們在字裡行間所追敘出來的父母之愛，朋友之情，似乎都沒有蕉森所寫的那麼真切感人。

蕉森的作品，長短適中。有的含有人生哲理，有的敘述是雅趣橫生。讀了他的「憶好友王大眾」，你就會知道，友誼的發展，可以和兄弟一樣親濃。他的「憶高宗武伯伯」，道出了歷史的一些真相。高氏曾說，「歷史有些地方不可靠，不可全信；我如果照實寫，要得罪許多人，不從實記述，又何必寫呢！」

近些年來，蕉森和他夫人伯玲女士，忙於旅遊。讀他的遊記，你似乎在與他們同步神遊，分享著旅途中的無窮樂趣。

末了我要說的是，蕉森是一位具有高度民族情懷和愛國的知識分子。他有他的堅持，有他的理想。他曾說過：「我們不要忘本，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並不是認同目前中共在大陸上的政權與制度。我們仍然強烈反對大陸目前的不民主與藐視人權的現象。」（見「『一個中國』不能走調」），我對此深具同感。

他極為反對台獨，認為民進黨的最終目的是在消滅中華民國，建立所謂「台灣共和國」。因而對那些國民黨，親民黨或新黨出身的人，以「服務國家」為名，出任民進黨政權的政務官，就是變節無恥，只為了「個人名利」，就認同民進黨對中華民國的否定。（見「變節政務官永不錄用」）

蕉森對某些原則和觀點的堅持，是值得討論的地方。而他對國家民族的熱愛，對中華文化和倫理道德的執著與認同，我們用不著有絲毫的懷疑。

二○○九年四月王嗣佑序於美國西雅圖

王先生係資深新聞界大老

曾任前中央日報採訪部主任及駐美國特派員

傅建中先生 序

季蕉森博士在大華府地區是一位極具聲譽、直道而行的君子。他愛憎分明，嫉惡如仇，例如他對禍國殃民的陳水扁口誅筆伐、聲討不遺餘力，而對國民黨培植的外交官員如程建人、李大維等，因他們為扁政府效命，亦不假詞色，直斥其「變節」，或稱其為「偽代表」。在時下「與人為善」的鄉愿社會裡，這是不容易的事，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氣。

邇來季博士將其近年所撰宏文結集成冊，付梓之前，囑寫一序，乃得以先「讀」為快，得窺全貌。讀後益覺文如其人，其如椽春秋之筆，固令亂臣賊子懼，而其婉約篇章，寫親情、友情，真情流露，感人肺腑，實為難得一見的好文章。多少舊事，聽君娓娓道來，有如歷史重現，如寫高伯伯（宗武） 那篇，就透露了許多鮮為外人所知之事。

高宗武在近代中國是一頗有爭議的人物，但在他的鄉晚筆下，高不僅是一位感時憂國的書生，也是一位愛護後輩的恂恂長者。筆者因職業關係，曾訪問過高氏，在其寓所自午後談到黃昏日落，直至其夫人下班歸來。惜此次訪談，遵囑不能發表（off the record） ，而我當時不曾留下記錄，事隔多年後，很多細節不復記憶矣。不過有二事記憶猶新，一為「日汪密約」，誠如季博士所言，係高氏托友人攝影盜出。據高氏告稱，攝影者後亦來美，卜居於紐約州羅徹斯特（Rochester）；另一事是高氏來美後，生活費用仍由蔣委員長資助，每月四百美金，按時由駐美大使胡適轉致。高氏披露此一細節，意在證明他並未叛國，投靠汪偽政權，否則蔣先生怎麼還會每月給他生活費呢？四百美金，以當時的幣值看，並不算少。

至於高氏善於調配馬蒂尼（Martini）雞尾酒，遠近皆知。早在四十多年前，中央通訊社總編輯沈宗琳先生訪美，在華府的一社交場合巧遇高氏，事後在「業務通訊」中言及其事，訝異高氏仍在人間，而調配Martini的手法為其頗為自得之事。中央社社長馬星野亦是溫州人，與高氏為舊識，八十年代馬先生蒞臨華府，中英文翻譯大師高克毅先生（筆名喬志高）假湖南飯店宴請馬社長，高宗武先生作陪，我和王嗣佑兄等忝陪末座。如今三位先生均已作古，前人風範，已成絕響。

在美的華裔專業人士，由於中文不常使用，難免荒疏，但季博士行文流暢，用字典雅，其感恩（恩人施伯母）、懷舊（亡友王大眾）之作，更是筆鋒常帶感情，令人感佩！

從文章可以看出，季博士無論為學做人，一貫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故能循序以進，取得最高學位，學有專精，把西方人所說的discipline一字，發揮到極至，此處的discipline要求極高，必須通過嚴格的考驗，他都順利過關，乃有今日之美滿人生。至於他有恩必報，甚至湧泉以報，在今日道德淪喪、世風日下的社會，尤為難能可貴，足堪矜式。可惜他的大文是中文寫的，在美國成長的華裔青年，能夠閱讀並身體力行的，恐怕為數不多。假以時日，季博士若能摘其大著精要譯為英文，必能嘉惠後之來者，流傳久遠。

中國第一位留美學生容閎（Yung Wing），將其在中美兩國的畢生經歷寫成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一書（中譯書名「西學東漸記」），自出版迄今已滿百年，仍風行不已，被奉為經典開山之作。季博士的「我的自述」、應可媲美容氏的「西學東漸記」，我且拭目以待之。

曹丕的典論論文有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季博士雖自謙所作為「一個平凡人的自述」，我讀後卻覺得他的平凡中有種不可言宣的偉大，實為「不朽之盛事」，必可藏之名山，傳諸後世。我何德何能，有幸與季博士同客華府，攀附驥尾。今逢其大著問世，不揣譾陋，聊綴數語為賀，樂為序。

傅建中

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敬書於華府郊區

傅先生係資深新聞界大老

曾任台灣中國時報駐美國特派員

王顯耀先生 序

我旅居大華府地區逾四十年，僑界中有我敬重的人士，季蕉森先生是其中的一位。他是我心目中的正牌僑領。

自一九八四年季先生開始負責馬州蓋城中文學校的教務後，相繼擔任該校校長，美京華人活動中心會長；一九八九年他參與創立華欣中文中學，並先後出任董事長和校長，以及主持華府中文學校聯誼會，無不成績斐然，有口皆碑。

我所參與的華府郵報，成立於一九八二年，服務僑社與推廣僑教是本報的重要宗旨之一。從本報和華府其他華文媒體的報導中，我才開始認識了季先生。

始自一九八八年，我負責撰寫華府郵報社論。他是我的社論忠實讀者，每當我批評國內時政的論點與他的想法吻合時，他必定來電話讚許和鼓勵；但遇到意見相左時，我倆也會在電話中坦誠討論，甚至辯論，相互受益。我深知他有強烈的愛國心，重視風骨和氣節，關心國民道德的沉淪，所以我曾多次建議他在華府郵報或北美世界日報的論壇上，向廣大的僑界抒發己見。早期他對時政的看法與評論方面的文章，時常在這兩份報刊上有所披露。

一九九三與一九九五，這兩年大華府區僑界先後成立新黨之友會和林郝（林洋港，郝柏村競選中華民國正副總統）後援會，對僑界和國內均屬震撼之舉。當年這兩個組織催生的靈魂人物，就是季先生。我以一個新聞媒體人員，保持中立客觀的立場，一面從旁觀察，一面實地採訪他們籌組與運作的過程；在他主持的工作會議中，目睹他發言簡明扼要又中肯，事理分明，並能把各發言人的意見重點，作出有條理的結論，使伙伴們都心悅誠服與他共同完成團體的任務，令我對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一九九七年，在多位新聘的僑務委員中，他是唯一的一位，在受聘前不知自己的提名人是誰；二○○○年三月間，台獨人士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季先生基於理念不合，在陳氏尚未就任之前，毅然於四月中請辭僑委一職。這就是我所認識季先生的性格的一面，他是一位有原則，實事求是，不計名利的人。

在拜讀季先生的《一個平凡人的自述》全稿之前，我祇知道他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和義正詞嚴的時政寫作者。當我一口氣讀完他的全部大作之後，發現他亦是一位極重感情，知恩不忘本的人；他的思親，感恩與念友之情，在其優美、樸實、流暢的文筆下，充分地一一表露在「親情與友情」的篇章裡，感人至深，難以表達。

在「憶往」篇中，有充滿真情流露的故事，其中一文是「早年打工記」。季先生以其生動的筆法，細緻地描述一九六○與六一兩年暑期在紐約謀生的詳盡歷程，有憂心、飢餓、受辱、淚水、忍氣吞聲；也有可貴的友情、鄉誼、互助；加上意外受移民局誤以為是跳船者的種種留難；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在為求學謀生的艱難情形下，還將每月三分之一的勞工所得，以航空掛號寄回台北，孝敬雙親，稟報平安。令人讀之，不勝感佩！相信打過工的早年留美學生，讀季先生的大作後，必定有所共鳴與感觸。

讀季先生所寫的遊記時，好像跟他一起在神遊，看完之後，就覺得自己也到過該地遊歷了一次，無限的樂趣，是一大享受。二○○七年，他夫婦和我與內人碧桃一起參加去大陸雲貴高原的旅遊團，有關那次遊歷的情形和細節，我原本早已忘了一乾二淨。今讀他的「雲貴高原之行」遊記後，當時所經過的城鎮與所欣賞的湖光山色、秀麗風景、以及少數民族的風土人情，歷史背景和變遷，跟沿途團裡所發生的一些有趣的小插曲等等，均一一又浮現在我的腦際，似有故地重遊之感，回味無窮。

我與季先生交往近卅年。他的性格除了嫉惡如仇和正義感之外，還具有重情，念舊和感恩的情操，所以他不但能寫出擲地有聲的諍言宏論，亦能敘述出感人肺腑的親情，恩情和友情。

我希望《一個平凡人的自述》付梓之後，在不久的將來，能看到它的其中幾篇有啟發性的大作，譯成英文版，對海外年青人必定更有深遠的意義。

王顯耀

二○○九年八月廿八日

於美國馬里蘭州

王先生曾任前華府郵報發行人

盧荷生教授 序

大家常說：「凡走過的，必留下痕跡。」我想民國二十年左右出生的我們這一代，所留下的痕跡，一定會更濃更深，因為這一段歷史的道路十分崎嶇，真的難走。

蕉森兄退休以後，寫了很多篇回憶的文章，承蒙他每一篇完成後，都電傳給我，所以我有幸先讀為快。如今要結集出版，我十分高興，因為他自己謙稱為「平凡的我」的人生痕跡得以留傳下來了，供大家回味。本書有幾個特點，我必須介紹一下。

書中所敘述的每一個故事，都是作者親身的經歷，情節真實，娓娓道來，自然感人。蕉森兄寫作，又深具研習工程科技之本色，平鋪直敘，樸實真切，句句斟酌，字字精準，雖無華麗辭藻，但讀來令人不自覺置身其間，有如親歷其境。感人之深，不言可喻。如果曾經親身遭遇過類似災難的人，更是有如自己的往事一般。這是作品的最高境界。我每次閱讀他的大作，都再三回味，有時還會閉目遐思一番，真的動人。

我雖當了一輩子的圖書館員，但我是學歷史出身的。當我閱讀蕉森兄的每篇大作之時，始終抱持著研究歷史，閱讀史料的心情。因為他的每一個故事，都代表著那個時代的多少社會現象，發生在多少不同的人身上，那是歷史的一個真實片段。所以他的這本書，是一本珍貴的史料。研究民國史的人，藉著這本書可以知道現在的台灣和今日的大陸，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無數的國人歷盡艱辛，嘔心瀝血所締造而成的。這真是一本史料價值極高的作品。

蕉森兄的這本著作是青年勵志的最佳讀物。我無意誇耀蕉森兄的成就，可是當你細讀了書中的每一個故事，一定會承認蕉森兄是苦學有成。但他樂觀進取，無論何時何地，都笑口常開。他堅毅不拔，不管環境如何不理想，都努力不懈。他誠懇寬厚，認真執著，熱心負責，在那種不敢奢望未來的情勢中，蕉森兄意外獲得資助，赴美進修。又開始了另一段辛苦而富有挑戰的奮鬥時光。在美求學打工期間，真是備極辛勞，但其間思親之情，報恩之心，書中時時顯現，溢於言表，感人肺腑。至其關心國事，離國五十年，時時繫念在心。熱心僑界事務，眾所皆知，令人敬佩。為今日青年而言，乃絕佳示範！

蕉森兄與我，結交即將一甲子，同學三年，一起參加軍中服務，他引領我皈依天主，我介紹他參加中國國民黨。我倆雖非同系，可是情誼深厚之至。今大作即將付梓，自樂為之序！

盧荷生

于台北 二○○九年九月十六日

盧先生曾任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

自序

我在中學時代，從未對作文感到興趣，這也是當年報考大學不選擇文組的主要原因。大學入學考試的國文，是要加寫一篇作文。在大一時，雖有國文課，但沒有作文了。所以，我從一九五二年進臺大以後，至一九九四年，除了寫家書之外，從未練習過任何寫作。故在寫作方面，我原本是一個既沒有興趣，又毫無基礎，更缺乏能力的人。

從初中到現在，我一直就喜歡閱讀新聞，關心中外國際大事。我平素欠缺修養，加上嫉惡如仇的特殊性格，故一遇到自己認為某些不合理的現象或事例，尤其是有關自己國家方面的，會使我的情緒受到衝擊，就想要將我的心聲表達出來。

中華民國第七次教育會議於一九九四年六月廿五日在台北閉幕。當時我對該會議感到很失望，根本就沒有想到自己是一個無寫作能力的人，但為了表達心聲，故寫了一篇「我對全國教育會議之失望」，於同年七月卅一日被北美世界日報「世界論壇」所採用。那是我四十二年來第一次執筆所寫的東西。

從那以後，我的拙見與心聲，不時在北美世界日報，華府郵報（現已停刊），或華盛頓新聞上披露。在二○○四年以前，我的拙稿都是煩請報社代勞打字，既不便人，又感內疚。使我感覺到，如要繼續練習寫作，必先得學會中文電腦和它的輸入與運作，這是電腦時代寫作的必要工具與條件。

我的一位年青好友蘇兆儀，原係科班出身的新聞記者，對中文電腦很熟練精通。二○○四年間，我向他請教中文電腦。他很熱心，親臨舍下指導，示範如何使用南極星（NJStar）的中文軟體，並送我一份注音符號和漢語拼音的對照表。因我從未學過注音符號，也不熟悉漢語拼音，但後者對我來說較易學習，故我選擇漢語拼音作為輸入的方法。

我曾聽朋友說，剛開始練習用電腦打一句中文句子時，要比他手寫慢得太多，於是氣急之下，就不再繼續學習了。事實上，中文電腦打字的學習過程是很不簡單的，一個完全生手是需要有耐心和毅力，始能見效受益。

為了要學會中文電腦的輸入和應用，我原可以拿任何中文書本或雜誌裡的文章，來逐字照打即行，但我想要一舉兩得，趁練習打字的同時，亦練習寫作。於是我決定利用這個機會，試著寫一篇懷念的文章。

因為我有了雙重目的，故練習和進展的速度，更加緩慢。令我十分困擾又費神的是，有時一個自認為很正確的拼音，輸進南極星，就是怎麼也找不到我所要的那個中文字。經過一番折騰，最後才發現，原來是我的國語發音不標準，用錯了拼音的緣故。除了南極星中文軟體是我的主要工具之外，我還有幾樣輔助的東西：英漢辭典、漢英辭典、英華（拼音）詞典、跟來自蘇兆儀的那份注音符號和漢語拼音的對照表。所說的「一番折騰」，就是指一個過程，從這些輔助的辭典和對照表中，去找出它的正確拼音，輸入電腦，始能得到我所要的那個中文字。

「懷念我的恩人─施伯母」就是我的第一篇在這種初學，極端不順手，要翻辭典，又用對照表，進度奇慢無比的情形下，花了很長的一段時間，終於同年（二○○四）九月下旬完稿。這也是我的首篇不屬於那些所謂的心聲或時政之類的作品，當時心裡的那番喜悅，真是難以形容。我很感激蘇兆儀給我的熱心指導。

萬事開頭難，確實一點也沒錯。使用中文電腦的經驗和熟練，是要從不斷的練習和錯誤中，累積得來的。

退休後，朋友見面差不多都會問我一句：「怎麼打發你的退休時間？」我都回答說很忙。最主要的忙就是練習寫作。

七十五歲的我，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見證國府在台灣的經濟起飛，民進黨台獨勢力的八年執政，陳水扁家族的世紀大弊案；來美求學、謀生、僑居已長達半個世紀。雖然一生從未功成名就，或飛黃騰達，身係一介凡人，也跟一般人一樣，我有許多難忘的往事：有感恩、有懷念、有親情、有友情、有順遂、有艱難、有歡樂、有淚水，．．．。這些都是我練習寫作的珍貴材料。

我提到過父母養育和施陸君恆伯母助我來美深造之恩，師長教誨和貴人相助之恩。一九五五年，我若沒有大哥少林的介紹，認識施伯母，當然沒有我今日在美國安享晚年，並學習寫作的日子了！大哥也是我感恩的一位親人。

這些年來，我當一位寫作方面的練習生，在不知不覺中，已累積了不少學習的成果，它值得我保存下來；再過幾年，我的記憶力大大衰退時，它可以幫助重溫往事，必將是我晚年的一樂也﹗

每篇的第一位讀者，必然是伯玲。她不但提供寶貴意見，還兼校對，使我受惠匪淺，非常感謝她。

歲月有限，我相信今後生活的重心，除了保健之外，必定是繼續練習寫作。

二○○九年七月廿二日 蕉森於美國馬州

日全食（上海8：23AM – 11：01AM）

再版自序

《一個平凡人的自述》是在二〇一〇年一月付梓的。我除了把它贈送給親朋好友留念外，也分贈給中華民國國立中央圖書館、國史館、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臺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圖書館、和美國的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還有美國馬里蘭（Maryland）州（馬州）的蒙郡圖書館（Montgomery County Public Libraries）。我是平凡人，不是一位作家，深知拙著不夠格在書店陳售；所以，一開始我就定它為非賣品，在任何書店裡是找不到的。

美國馬州蒙郡共有十幾個圖書分館，其中祗有九個分館有中、韓、日外文書籍。所以，二〇一〇年七月我贈送的廿二冊《一個平凡人的自述》被編目後，分配陳列在這九個分館裡，每館有一至三冊不等，供華裔居民借閱。出於好奇，我經常在蒙郡的網站圖書館的Catalog Search上，查看借閱拙著的概況。很出乎我的意外，從二〇一〇年的七月開始，至現在二〇一三年五月，竟然借閱沒有中斷過；在同一時間，總有一至三冊被借在外。承蒙僑胞讀者愛護，確實令我不勝欣慰！

今年（2013）十一月十五日是母校國立臺灣大學八十五週年校慶。臺大早期校友會，在丘宏義教授策劃領導下，將組團回母校參與慶祝活動，我亦係團員。同時欣悉丘教授與他的外甥女薛麗珍小姐（該回臺慶祝團的總幹事）合辦EHGBooks微出版公司，其宗旨是「以書會友」，為校友服務，出版文選書籍。接著我收到薛小姐的電郵：「先前有機會得知您的大作《一個平凡人的自述》已經出版，唯臺灣最大的連鎖書店金石堂書局並無銷售，學術龍頭三民書局也沒有陳售，不知先生的發行渠道為何？此部大作最令晚輩好奇的，除了先生博學專業之外，莫過於我與美國聯邦調查局一節；若可以在美國Amazon或臺灣各大書局購得此書，實為讀者之福。援此，特別向您分享宏義舅舅帶領我們成立的『微出版』服務，或許可以協助先生重新將您的大作在臺出版、全球發行，並且以專著方式搜錄於臺灣大學《臺大人回憶錄叢書》系列，便利臺大人文庫於兩岸三地圖書館、學術界、讀者等選購典藏。目前已有許多臺大早期校友選擇出版個人專著（納入《臺大人回憶錄叢書》），如鮑家麟博士、董永良博士、許翼雲博士等，您或許也對『微出版』有興趣。…」

後再接薛小姐的電郵，始知她是從世界日報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四日的新聞網上，看到記者報導我寫的那篇我與美國聯邦調查局文章，才知道有《一個平凡人的自述》這本書的存在。因為她不知道它是非賣品，所以，雖曾多方尋找該書，均未能如願。

基於僑胞向馬州蒙郡圖書館借閱拙著的記錄顯示和薛小姐的熱心與鼓勵，我才決定將拙著重新審閱、修正、刪改、增補近三年來的三十九篇新作，委請EHGBooks微出版公司以再版本在臺灣出版，全球發行。

傅建中先生與王顯耀先生在他們的原序文中，都曾鼓勵我將拙著中精要、啟發性的幾篇譯成英文，供海外年輕華裔閱讀。故在再版中，我增加了英譯篇，其中有My Background, Recollections of My Best Friend Wang Da-zhong, In Memory of My Benefactress. 這三篇裡有親情、友情、與恩情的流露。謝謝傅先生與王先生之鼓勵與建議，及侄女董家華（Sarah Tung）對英譯的修正與校對。

《一個平凡人的自述》能有再版本問世，是我這個平凡人今生的另一個意外；謝天主的恩典、並感念雙親生前養育之恩、和恩人與貴人的知遇之情、以及謝謝陪伴終身的伯玲。

2013年5月12日 母親節 蕉森寫於美國馬州

目錄

王嗣佑先生 序

傅建中先生 序

王顯耀先生 序

盧荷生教授 序

自序

再版自序

目錄

親情篇

懷念父親

思念母親

懷念我的恩人—施伯母

家教

感念大舅父與大舅母

母愛

悼念琦君表姐

鎮東弟的啟蒙

懷念壯生伯伯

舅公爺

每逢生辰倍思親

毛衣

布鞋

憶故鄉，又念舅舅

友情篇

憶好友王大眾

懷念鮑永平同學

悼念好友周蘇民

懷念裴承儉同學

悼王嗣佑學長

憶王嗣佑學長（一）

憶王嗣佑學長（二）

憶王嗣佑學長（三）

憶王嗣佑學長（四）

歲月悠悠 落葉人何在﹖

午夜夢回憶亡友

憶念陳源建同學

懷念至友黃國樞同學

一強兄，你走得太突然意外了！

憶往篇

貴人

花生糖

早年打工記（上）

早年打工記（下）

憶初中三年

我與美國聯邦調查局

最漫長的一夜

新疆迪化市（烏魯木齊）與臺北市迪化街

憶高宗武伯伯

家

追述空軍第五期預官之訓練

肉鬆

清明節的回憶

在臺「雙十歲月」中的一些往事

遲來的領悟

半個世紀了

腳踏車

大一的回憶

父親的外套

服務大華府僑社之回顧

賀光啟中文學校廿週年

隨筆篇

我的信仰

年輕妻子

機運與努力

我所認識的一位越南華僑

從「看起來年輕十年」說起

聽其自然

參加護專第四屆校友聯誼會的活動

國父誕辰一百四十四週年紀念會演講詞

應用文

抗日七十四週年

與年輕人一席談

雙橡園 暌違逾十一年了﹗

邂逅的感觸

新聞報導（一）

奇遇的優惠﹖

新聞報導（二）

歲末的沉思

歡愉的餐敘

旅遊篇

返鄉之旅

雲貴高原之行（上）

雲貴高原之行（下）

再度故鄉行

意大利亞西西（Assisi）朝聖之旅（上）

意大利亞西西（Assisi）朝聖之旅（中）

意大利亞西西（Assisi）朝聖之旅（下）

親情與友情之旅（一）

親情與友情之旅（二）

親情與友情之旅（三）

親情與友情之旅（四）

親情與友情之旅（五）

親情與友情之旅（六）

心聲篇

我對全國教育會議之失望

讀「俞大維傳」有感

「一個中國」不能走調

對唐飛的痛苦有感

從金馬同胞之心聲談臺灣獨立

少了一樣

變節政務官永不錄用

還是品德最重要

傳記篇

我崇敬的楊承廉老師（一）

我崇敬的楊承廉老師（二）

我崇敬的楊承廉老師（三）

我崇敬的楊承廉老師（四）

我崇敬的楊承廉老師（五）

我崇敬的楊承廉老師（六）

我崇敬的楊承廉老師（七）

我崇敬的楊承廉老師（八）

我崇敬的楊承廉老師（九）

英譯篇

My Background

Recollections of My Best Friend Wang Da-zhong

In Memory of My Benefactress

An email from Ms. Pearl Shih

親情篇

親情 3

懷念父親

父親在加州聖荷西療養院-2000

我的父親名崇仁，字傑，民國前六年（1906）農曆十月十六日生於浙江省溫州市甌海區，澤雅鎮，林垟鄉的下店頭，民國九十二年（2003）二月廿八日（農曆一月廿八日）中午十二時十分在美國加州（California）聖荷西（San Jose）仙逝，與先母相伴安息於加州柏克萊（Berkeley）的Sunset View 墓園，享年九十七歲。

父親是一個知足，淡泊，感恩與樂於助人的人。生前從未加入任何政黨，不是達官顯要，也不是企業家，從不迎阿，是一位名符其實的平凡人。他當了一輩子中華民國的中下級公務員。奉公、守法、負責、清廉是他服務公職最真實的寫照。

父親無兄弟，有兩個妹妹（季蓮，季丹），少年喪父。年輕時，曾經算過一次命。據說那位算命先生告訴父親：「你一輩子沒有錢。」父親立即問他：「會不會餓肚子？」算命先生回答說：「飯是一定有得吃！」父親很高興的說：「那就可以了！」這就是父親知足淡泊的天性。

對日抗戰期間，父親曾在福建的永春、永安、羅源、浦城等縣政府擔任財政科長。據父親告訴我，他負責全縣的稅務與田賦的工作，有時候受到當地士紳與地主的各種威脅利誘，目的是要求非法減免稅與少納田糧。先是利誘，後是威脅，甚至向縣長誣告，無所不用其極。父親常感到不勝困擾，經常向縣長與這些士紳地主表示：「我是依法、公平、公正辦事、天天準備好捲舖蓋、隨時可以辭職。」曾有過兩次，父親真的就在這種情況下辭了職，逕請在溫州老家的親友急速電匯川資，始能攜眷成行，返回故里，暫時賦閑。

在福建浦城縣時，有一段日子，幾乎每天都有日本飛機來空襲。那時母親每天上午在空襲警報來之前，就帶我兄弟與祖母三人去郊外逃警報，父親要先去縣政府上班，等到緊急警報來時，自己才去躲警報。有一次，父親正進入防空洞時，看到一位婦女為逃緊急警報，邊跑邊喊救命，父親見狀，馬上把自己在防空洞近口的那個位子讓給了她；父親自己跑到另外一個地方（不是防空洞）隨便躲一躲，等敵機轟炸完，警報解除後，他回程看到自己原先讓位的防空洞被炸毀了，洞內的人無一生還，包括那位喊救命的婦女。有好長一段時間，父親為此悲傷不已！

臺灣光復時，我在溫州剛進初中，父親不久即從福建赴臺北任公職（我留在溫州唸初中）。在頭一兩年裡，約有十來位家鄉的年輕後輩，相繼抵臺北謀生，要依靠父親幫忙。父親竭誠接待他們，都一一為他們安頓食宿，再替他們安排工作。很自然地，父親就成為他們初期在臺的「監護人」。後來他們安定下來，都有不同的努力方向，先後成家立業，家庭幸福，事業成功 。

父親對我初中三年的成績尚能滿意，但每次來信，他都是再三提醒我：「要注意身體與遵守校規。」民國卅八年（1949）一月畢業後，我才來臺北與父母親家人團圓。唸高中時，父親曾對我說了好幾次：「良田萬頃，不如薄技在身。」其意是人在社會上，應有一技之長。父親的諄諄教誨，亦是我當年報考臺大工科的因素之一。我今已年逾古稀，還常常以無「薄技在身」為憾，真是愧對父親。他當年亦曾多次告誡我：「損人利己與損人損己的事，絕對不可做；利人不損己與利人利己的事，應多做。」我記憶猶新，有生之年，仍以此自勉！

中華民國經濟起飛前，政府在臺灣財政困難，公務員的待遇相當菲薄。奉公守法的中下層公務員，生活是十分艱苦的，父親就是這一類的公職人員。民國四十一年間，父親服務於司法行政部（即目前的法務部），在臺北市杭州南路二段與愛國東路交口的一個大雜院裡，分配到一間房間（約100平方英尺），作為宿舍；該處原係日據時代監獄管理員宿舍，裡面共有四十多個房間，每間一戶，共有兩個公廁與六個水龍頭，各戶均在室外公共走廊上煮飯燒水。父母親，我與弟弟四人（大哥已入空軍官校）就住在這樣一個「斗室或稱陋室」裡過日子。父親是經常要預支好幾個月的薪金，才能維持家裡最基本的生活與我求學的費用。但他始終安貧樂道，從無怨言。有一天晚上，母親低聲自言自語的說：「我們的情況何時才會好轉一點？」父親聽後，立即很嚴肅地對著母親說：「妳想為我送牢飯嗎？」他的意思是難道去貪污犯法，以坐牢來改善現況嗎？母親領會其意，涔涔淚下，默然無言以對；父親自甘淡泊的性格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母親因生活艱苦而發的怨聲，那是第一次，亦是最後一次 。那樣的生活環境促使我產生了一個強烈的願望：「總有一天，我要讓父母親搬出這個大雜院。」

民國四十八年（1959），我蒙施陸君恆女士的恩助來美深造。開始時，從打工賺來的錢中，量力寄些美鈔回家，以紓經濟困境。從父親的來信（母親不識字）中，我體會出父母親喜悅的神情，但每次都叮嚀我：「注意身體，要先照顧自己。」父母親的關愛，一直深植我心中！我得學位後就業，與伯玲結婚的第二年（1967），我兩即在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購得一新建公寓，請父母雙親，大哥，大嫂，弟弟統統搬到新家去住（那時我兩尚無孩子，住公寓）。喬遷後，父親來信說：「自從我少年離開故鄉的老屋後，到現在才住進自家的房子，你母親與我太興奮了！」我讀完信，察覺自己的眼睛早已潤濕了！

民國六十一年（1972），我替父母親辦妥移民來美手續，父親於退休後即與母親一起來美定居。他年輕時在杭州求學，曾蒙我的表伯潘國綱（北洋政府時浙江陸軍第一師師長）與表伯母多年的照顧，父親念茲在茲，終身感恩。潘表伯與潘伯母逝世多年，一直因故未能入土，父親為此日夜懸念。文革後，父親從美國寄錢給家鄉的親戚，代為辦理潘家安葬大事；還有幾位已過世的親戚，其後代無力辦理安葬或修理祖墳，父親亦出錢替他們完成入土為安與祖墳維修的事；大陸經濟改善前，父親經常給故鄉的親友寄信，並附一點為數不多的錢，對他們的生活表示關懷。多年來父親樂于助人的善舉，深受家鄉親友所感念！

母親過世後，父親住在大哥家，弟弟亦堅請他去住（大哥與弟弟都在加州聖荷西，而我一直在馬里蘭州）。民國六十九年（1980），父親七十四歲，他堅持要搬到公寓去住，自己料理自己。大哥與弟弟祇好順從父意。有一次我去看父親，問他為何一定要自己一個人住？父親的回答是：「我知道少林（大哥）與阿東（弟弟）兩家都很願意我去住，住他們那裡，我難免有不自在之處，他們亦一定有不便的時候；舉一例，他們夫婦要想吵架，有我在就不方便了，何況我自己現在還能照顧自己！」從父親的身教中，令我體會到「應做利人利己的事」的道理。

父親住在聖荷西一幢為低收入者居住的公寓，他自己學會搭公車，購買必需的食物、燒飯、煮簡單的菜、用手洗衣服、清理房間等，這些都是母親在世時的工作，父親過去從未操勞過，現在他老人家自己都可以做了。父親生前常說「能不麻煩人家，儘量勿麻煩人家」與「求人不如求己」之類的話；他堅持要單獨住，對我兄弟又是一次很好的身教。每天父親早起早睡，清晨大哥常來陪他散步，他白天讀書，看「世界日報」（大哥代購），亦看一點電視，與大陸親友通信；兒子、媳婦、孫輩、曾孫輩與其他親友們來探訪，亦增加父親不少樂趣。

每次我從馬州去看父親，最喜歡是與他聊天，其實都是聽他老人家敘述往事：少年、求學、抗日逃難、人助他、他助人、好長官與老同事、長輩與親友、大陸親戚的近況、以及他讀「論語」的心得等等，無所不談，包羅他一生重要的回憶。多年來，即使是聽了一遍又一遍，重複來重複去，我還是很樂意聽，因為父親的高興，是我最想見到的；同時從他的這些談話中，我亦領悟到許多人生的哲理。父親獨居生活約廿年，他時常留我在他那裡吃他親手煮的飯與菜，這種飯菜中蘊含著無比深厚的父愛。不管它的味道如何，我總是吃得很開心，更覺得它是世界上最珍貴的食物！

記得有一次，我正在與父親交談中，一位非裔婦女敲門進來，遞給父親一張美鈔廿元，立即走了。我問：「爸，她為什麼給你二十塊錢？」父親說：「我這裡偶爾會有人來敲門借錢，五塊、十塊、最多二十塊都有，這位婦女是來還錢的。」我再問：「爸不會說英語，怎麼知道她當初是來借錢的？」父親滿臉笑容對我說：「我也懂幾個英語單字，其他就用手指比劃了。」於是我也笑起來了，又問：「爸不怕她不還錢？」父親的回答是這樣：「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亦不記賬，我借給她錢，就沒打算她還。」接著又說：「他（她）們 有時借十塊、還五塊、或不還、我都無所謂，隨他去！」父親就是這樣一位寬容大方的人。

民國八十九年（2000）三月間，父親在公寓裡跌了一跤，由救護車送醫院，發現他的坐骨跌裂了。手術後，醫師認為父親九十四高齡，不宜再獨居生活。故決定讓父親長期住在療養院（Emmanuel Convalescent Hospital）裡，以便復健，治療與看護。從此，父親再也沒有回到那間他獨居過廿年的公寓。在療養院裡，父親自己不能進食，需要用管子把營養流汁打進身體內。後來又得了輕微的肺炎，不過很快就治癒了。父親除了要理髮，洗澡與更換床單時，護士或助理幫他坐上輪椅外，其他時間都是躺在床上。他的精神與心情一直都很好。

父親住院不久，弟弟因工作變換，搬家去了臺北，而我又是遠在東部馬里蘭州，所以平日探望父親的事，全落在大哥一人身上。弟弟每次從臺北來美，必先去探望父親。大哥是每天上午定時去看父親一次，從未間斷，他的孝行，博得護士們與工作人員的讚美。弟弟與我對大哥是感激萬分的！

我是不定期去探望父親，每次去都待一個禮拜，住在大哥家。每天從上午八點半到療養院，下午四點半離開，這是我與父親面對面最長的時段。我帶著「傳記文學」雜誌與愛看的書去。當父親閉目養神時，我就坐在床旁看我的書與雜誌；當父親醒著，精神好的時候，我們就聊聊天。聊天的內容是跟他住在公寓時我們所談的差不多，有時我會故意把一件往事起個頭，作為引言，父親就會接著說下去，很有意思。祇要他有興趣講，我就很樂意聽。大概是在2001年間，我問父親：「為什麼我們三兄弟成家以後，再也沒有聽到爸的教誨？」父親笑瞇瞇地對我說：「你們都做了父親，會教導自己的小孩，我不宜再對你們囉唆了！」我才恍然大悟，父親的言行是這麼有分寸的。

記得二○○三年一月廿二日，在我向父親拜別前，問父親：「爸對我們三兄弟有沒有什麼失望的地方？」父親搖搖右手，毫不加思考的對我說：「沒有，我自己亦不怎麼樣，怎麼會對你們三兄弟有所失望？」這是多麼謙虛感人的話！我聽了之後，淚水不自覺地奪眶而出；在駕車回大哥家的途中，百感叢生，感受良多！

萬萬沒有想到，卅七天之後，在二月廿八日的中午，父親於睡眠中安然地離開了這個世界，結束了九十七年平凡淡泊的歲月。我們三兄弟從父親那裡獲得了許多寶貴的言教與身教。父親那謙虛感人的答話，竟成了我一生中最後一次所領受到的父親的身教。今天是二○○四年除夕，緬懷父親，有無盡的哀思與感恩！

刊于華盛頓新聞  2005年2月10日

思念母親

母親娘家姓胡，民國前六年（1906）農曆七月初八生於浙江省溫州市，歐海區，三溪鎮的瞿溪鄉。因為正是七夕的後一天，所以外祖父為母親取名阿巧。一九七二年與父親一同從臺北來美定居。一九七八年八月三日在美國加州（California）奧勃尼（Albany）仙逝，安息於加州柏克萊（Berkeley）的Sunset View 墓園，享年七十二歲。

母親有三個哥哥，沒有姊妹。她從未唸過書，所以不識字。與父親結婚後，父親替母親取名璉，因此戶籍與有關文件上的姓名是季胡璉。母親共生了六個孩子。在我哥哥少林之前還有一個哥哥，出生不久即去世了。我與弟弟鎮東之間，也有一個弟弟與一個妹妹，都是過了一歲之後，不久即因病過世。雙親扶養我們三兄弟成人。哥哥大我三歲半，弟弟小我十三歲半。母親在世時，是一位典型傳統式的家庭主婦、刻苦耐勞、勤儉持家、相夫教子。父親少年失怙，母親侍奉祖母至孝，平日照顧祖母的飲食起居，細心週到，婆媳之間相敬如賓。無論在祖母生前或故後，母親從來沒有在父親面前對祖母有任何微辭。父親生前是一位公務員，全部精力是放在公務上，因此母親一人肩負起家裡的大小工作。當國家處在戰亂動蕩時期，母親身為一位清寒公務員的妻子，持家更是格外辛勞。

我三歲那年（1937），也正是我國對日本八年抗戰開始的一年，父親是在福建永春縣任財政科長，家住在縣政府的宿舍，外面是一片小樹林。有一天傍晚，我跟哥哥到那裡去玩，看見縣府民政科長一手持鳥槍，另一手拿著一串被他打中的鳥，正站在那裡與朋友聊天，引起我兩兄弟的好奇與興趣，過去蹲在他前面，看他那一串獵物。不知怎樣，哥哥對那支鳥槍一時發生了好奇，走到他的後面，動了一下鳥槍的扳機，結果闖了大禍，我的右大腿中間部位中了槍。那個年代，在永春縣所有的醫療機構都沒有X光設備，母親立即親自送我去羅源縣一家有這種設備的醫院，照了X光，上了麻醉，動了手術，才順利把子彈取出。這個事故是母親後來告訴我的，自己對它完全沒有記憶，祇看到自己右腿上有個三吋長的大傷巴而已。母親說她當時很憂心我的傷勢與手術，一直等到手術後醒過來，聽到我喊出一聲「媽」之後，才放下心。當時母親為我焦慮，著急的情形是可以想像的。

大約我七歲的時候，有一天下午雷雨閃電交加；我很害怕，跑上床躲進被窩裡，母親立即來陪我，我緊緊的依附在她身邊，母親貼身的溫暖，令我覺得更有安全感。過了沒多久，母親突然問我：「你長大要做什麼？」我想了一下回答說：「我要有四個老婆，一個上班，一個煮飯，一個打掃，一個陪我。」母親沒有想到我是這樣回答她，馬上笑起來用她右食指，指著我的鼻尖對我說：「一個男人祇能有一個老婆，一個女人也祇能有一個丈夫，你將來如有四個老婆，怎麼養得起？」這是小時候一次天真無知的幻想。自從我懂事以後，每想到此，就覺得很好笑！我對「一夫一妻」與「養」的觀念，就是在那個時候母親給灌輸的。

對日本抗戰期間，環境衛生不好。虐疾，俗稱打擺子，是當年一種很普遍的病，它使人發冷發抖。奎寧，又名金雞納霜，是那時候能治該病的唯一藥品。可是在戰爭年代，民生物資缺乏，醫療藥品尤其短缺。一般在鄉村的人家，得了虐疾，奎寧既不易買到，又多半買不起。我對此印象很深刻，因為小時候常得虐疾病，經歷過這種痛苦。有一次母親看我虐疾病發作，她不知怎麼想出了一個辦法，要我立即躺在床上，用兩床棉被把我蓋起來，然後母親將她自己身子從被外再壓在我身上，要我盡力的喊叫，一直等到全身與頭部都出了許多汗，才停止。經此動作後，我居然不再發冷發抖了，病馬上去了無影無蹤。母親於是把我全身出的汗擦乾，換上一套乾淨的衣服，再叮嚀我說：「不要讓風吹著受涼。」這是母親治我虐疾的法寶。後來我的病再發作時，就自動上床，蓋棉被，並要母親趕快來，壓在身上，如法泡製，每次必靈。我至今還能回想起，母親見我病癒時，她臉部所表現出的喜悅，令我難忘！

我唸小學四年級的時候（1943），有一天，母親正在替父親補襪子。忽然間，我想到母親是不識字的，於是我過去對母親說：「媽，我教你認字。」母親的慈容帶著驚訝的眼神望著我說：「蕉森，你怎麼會有這個念頭要教我認字？稍等一下，我把阿爸的襪子補好了就來學。」之後我拿了一張紙跟一枝鉛筆，坐在母親旁邊，先寫個「一」字，母親說這個她認得，我再寫個「二」字，她亦說認得，然後我同時寫了「三」與「四」，她都說認得；但母親立即問我：「為什麼四字不是有四橫？」我被問倒了，祇好據實直說：「不曉得，老師沒有告訴我。」母親就是在那次學會認得我的名字。當年與母親在一起認字的這段往事，至今我還記憶猶新！

民國卅四年（1945），我在溫州山區的林垟，上鑑宗小學六年級。大舅舅從鄉間瞿溪帶來一雙布與稻麥的乾草合織的布草鞋給我。這種布草鞋比普通草鞋要好得多，它不但比較好看，而且穿著走起路來也舒服多了，是所謂「上品草鞋」。我平常穿的是普通草鞋或母親親手做的布鞋。有一天，我穿這雙新的布草鞋去上學，很得意，就怕人家沒有看見我穿的是雙「上品草鞋」。在放學回家路中，天下雨了，不大也不小，我趕緊把這雙被我視為高級的布草鞋脫下來，放進布書包裡，以防被雨打濕，又可避免在泥濘崎嶇的山路上行走，損壞了它，於是寧願自己赤著腳回家。到家時，母親見我全身濕了，光著腳，腳上又有許多泥巴，連忙替我更衣，擦身子，洗腳，之後又用溫暖的雙手摸著我的頭說：「你為什麼把草鞋脫掉？」並囑咐我：「光腳走路，中了刺會很痛的，以後不可以這樣了。」我說：「媽，我捨不得在雨中穿這雙布草鞋嘛！」母親聽後，有所感觸，她的雙眼變紅了；就在此刻我發覺書包中的書本與布草鞋，亦全被雨水滲透濕了，我馬上抱著母親身子，不覺地哭了，母親的淚水亦跟著流下來。六十年前，我們母子淚眼相對的情景，我一生都記得！

民國卅九年（1950），我在臺北成功中學上高二時，父親遭遇到政府的遣散，失業了。母親為了一家的生計，開始憂心起來。不久，父親開了一個所謂「活動商店」，這是當年在臺北才能聽到的名詞，就是活動攤位。為了賣洋煙，我去省菸酒公賣局臺北分局申請了一張香煙攤販執照。每個週末我要憑這張執照，去臺北後火車站洋煙批發商那裡，買進各類洋煙。那段時期，我除了上學外，就是幫家裡做小生意，有很多時候是一邊做功課，一邊看「店」。母親很擔心會影響我的課業，所以她時常對我說：「蕉森，你有功課要做，就不用在這裡幫忙了。」我總是回答：「在這裡，我一樣可以做功課。」那時年輕，不知愁。後來父親看了我學期結束的成績單，告訴母親：「蕉森的成績還是很好的，你可以放心了！」

民國四十一年（1952），我考進臺大工學院機械系。大一的原版普通物理與普通化學教科書，當時在臺北市面上有很便宜的盜印版本，就是沒有微積分；還有工學院的學生從大二開始，每人都需要有一把計算尺（Slide Rule），這是學工的人不可或缺的工具（當年還沒有電子計算器）。那個年代，我們學生所需要的原版微積分教科書與計算尺，商家都要向臺灣銀行申請結匯，才能分別向美國與日本購進，價格很貴。那時候，父親不能再預支他的薪金，來支付這筆費用，因此雙親決定在親友間，以標會的方式來籌這筆錢，於是我的燃眉之急才得以解決。

繳了這筆費用之後，不到兩週，有一天下午我從臺大下課回家，剛進家所在的大雜院，似乎聽到家裡有一種不尋常的聲音傳出來。一到室門口，就看見家裡桌子上有一個小磨子，母親正聚精會神地坐在桌邊，用她的右手，握著磨子上的一個把手，順著反時針方向，一圈一圈不停地在磨東西，我立刻進室問：「媽，你在磨什麼？」母親聽到我的聲音，馬上停工，見我兩手空空，沒有回答我，反而先問起我：「你今天怎麼沒有把要洗的衣服帶回來？」接著我說：「我自己在宿舍裡已經洗了，媽，你在磨什麼？」母親回答：「最近我們不是標了一個會，我就去買了這個小磨子，從上個禮拜開始，在家裡磨一些燒粉蒸肉要用的粉，送去南門市場寄賣，想賺一點錢來付每個月要交的會錢。」聞後，我強忍著淚水，邊說邊扶母親起來：「媽，讓我來磨，你休息一下吧。」母親見我兩眼紅紅，慈祥地說：「你勿難過，我沒有辛苦，能把債還掉，心就寬了！」雙親是因我而標會負債，眼見母親為此增加辛勞，我心痛苦萬分，難以言喻。往後每次回家，我必定替母親分勞磨粉，也一起包裝。

幾個月後，發生了意外，在南門市場母親寄賣的那位商家，忽然不見了，母親事先也不知道；他不但未與母親結最後一次的賬，還把剩下寄賣的蒸肉粉全拿走了。母親無可奈何，在一個週末的下午，由我陪同搭5路公車，過瑩橋，在永和一帶，想去找到他，結果因地址欠詳，徒勞而返。在歸途中，母親一語不發，傷心不已，失望的神情，更使她臉上的倦容格外凸顯，我亦不知如何安慰母親才好，內心卻充滿著「屋漏偏遭連夜雨」的複雜感受。從此母親就停止做寄賣蒸肉粉的小生意了。那天母親傷心失望，滿臉受人欺騙的痛苦表情，留給我的印象太深刻難忘。

母親有時候身體覺得不適，多半是挺一挺就好了。但有幾次母親真的動不了，需要休息一下。遇到這種情況時，我曾曠課從臺大回家，代理母親日常的家務：買菜、洗菜、燒飯、洗碗、洗衣、晾衣服、擦地。所以與大雜院裡的鄰居就有接觸的機會。有一天，一位鄰居婦女阿柳，在公用水龍頭那裡我們一起用水時，她洗菜，我洗衣，我們聊起天來了，從母親的不適，我的上學，到燒煤球的經驗等等，挺有意思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阿柳居然有一次開玩笑地對我說：「下次選你出來做我們這一鄰的鄰長好不好？」後來我把這件事告訴了雙親，大家都覺得意外好笑。每次代理家務完了之後，我要回臺大宿舍時，母親總是說：「蕉森，我一有病，全靠你來幫忙。」

我家平日不常能吃到雞蛋的，但每逢我生日時，祇要我在家，母親一定為我煮一碗陽春麵，麵裡再加一個蛋，滿臉笑容地端著這碗熱騰騰的麵跟我說：「蕉森，今天是你的生日，吃這碗長壽麵，過生日。」這就是我廿五歲以前，母親為我慶生的方式。每次母親為我煮的生日麵，我都覺得好香又好吃，它蘊含有無限的母愛，使我心裡總有一種說不出特殊溫暖的感覺。因思念母親，陽春麵加蛋也就成為我每年生日必吃的東西了。

民國四十七年（1958）春，我從空軍預備軍官退伍後，由於老師劉文騰教授的提攜，使我在申一紡織廠（設在臺北松山）有了一份優渥的工程師職務。廠裡供食宿外，每半年會發一次灰色卡其布料給職員，好讓大家自選式樣去做兩套工作服，輪流換洗穿著。平常廠裡男同事們不上班外出時，個個西裝革履。我這兩套卡其衣服的使用是跟其他同事不一樣的。在同一週內，一套是作為我的外出服，另一套則是我的工作服；到了下個禮拜，這兩套的用途對調一下，把一套剛使用過的外出服，因不常出去，還很乾淨，「降級」為工作服；而剛換下來的那套工作服，比較髒，經洗滌後，「升級」為外出服。我在申一廠服務了一年半，共領過三次廠裡發的工作服布料，除了第一次留著自用外，後兩次的布料都拿回家。母親問我：「你為什麼不留著自己多做兩套呢？」我回答媽：「我已有兩套換洗就夠了。」後來，母親把那布料縮水之後，送到裁縫師那裡給父親做上班穿的中山裝。於是母親笑瞇瞇的對我說：「蕉森，你有了工作以後，阿爸不愁沒有上班穿的衣服了。」

在申一廠，我的月薪，加上佳節的紅包與年終的分紅，一年的收入相當於廿四個月的薪金。發薪時（那個年代全發現金），我留下自己平日搭公車及些微的零用錢外，其餘悉數於當日回家奉交給母親，開始逐漸改善家裡的經濟狀況。通常領薪是工作者每月最高興的時刻，我亦不例外。八月廠裡發月薪的那天，正好有強烈颱風警報。晚飯後，颱風似乎快要開始登陸，風速加大，雨勢增強，公車的班次減少。母親知道自從我工作以來，每逢領薪的當天，必定回家與雙親相見，從未有過例外。所以，那天祇要公車沒有停駛，我決定當晚要照例把薪俸袋送到家。於是拿了一把紙傘，口袋裡裝著薪俸袋，出去站在廠門口的傳達室裡躲風雨，伸頭望著窗外等公車。好不容易來了一部去北門的公車，我立刻衝出去，上了車，坐定後，發現全車乘客稀少。到站下車，又在風雨中等換車，搭上○南公車後，在南昌街的一站下車，再在強風暴雨中跑步，經福州街去杭州南路二段我家，一路上狼狽不堪。到了大雜院門口時，紙傘早已被強大的風雨吹毀，全身濕透。那時大雜院裡的住戶室門都已緊閉，我站在自家室外的公共走廊上，邊敲門邊喊媽，她聞聲即刻開門，驚訝地問我：「颳颱風，你為什麼回來？」我沒有進室內，連忙把淋濕的薪俸袋遞給她說：「今天發薪水，我特地送來給媽的。」母親見我頭上和臉部的雨水還一直不停地在往下滴，想趕緊拿毛巾讓我先擦把臉，父親要我快進去換件衣服。我說：「不用了，我馬上要回去，等一下怕沒有公車了。」母親即刻給了我一把傘，我就離開了。回程的公車班次比來時更少，回到廠，時候已不早了。這是我終身忘不了的一個颱風夜！

民國四十八年（1959），我來美國。在留學期間，不時量力寄錢回家，使母親的手頭能寬裕一些。1966年春，我與伯玲結婚。翌夏，我兩在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購置一新建公寓，請雙親跟弟弟遷離已住了有十五年（1952-1967）之久的大雜院，搬至新公寓去住。同時亦請大哥大嫂與雙親同住，以便就近照顧倆老。此後，家裡的生活環境日趨改善。雖然我人在海外，不能親身看到母親神色愉悅，但從父親的書信中，就知道母親的心境比過去好太多了。父親還告訴我，有時候母親亦會跟親友們一起玩玩小麻將，消遣消遣。說實在，母親的歡欣，是我三兄弟最喜歡見到的，她多一分喜悅，我們亦增一分欣慰。

雙親生前在臺北寓所-1967

民國六十一年（1972），雙親移民來美。住在我家時，正遇上伯玲生三女明明（同年九月三日）。我母親很喜歡她，一開始就喊她為「寶貝」，於是我們亦就叫她「寶貝」了。明明自己現在已做了母親，我們有時候還會很自然的叫她「寶貝」。每當我使用她的奶名「寶貝」時，就會想起自己的母親，以及當年她寵愛明明的樣子。

後來，雙親搬去加州哥哥弟弟那邊定居。那時候，伯玲與我已有三個年幼的女兒，一家五口，再加上伯玲於一九八〇年才開始駕車。所以，我平日要兼顧公務與家事，異常忙碌，未能時常分身，前往加州省親，大都以電話聯絡請安。全賴哥哥嫂嫂（1975來美），弟弟與弟妹（1971結婚）就近偏勞，照顧雙親。我與伯玲是非常的感謝兄弟兩家。

民國六十七年（1978）八月三日，母親因心臟病突發，離開人間。母親一生為家為孩子辛勞，克勤克儉，鮮有享受，憂愁多過歡樂，與父親攜手逾半個世紀，堅忍地把這個家從戰亂與貧寒中，帶著我們平安渡過。每念及此，總有無限的感傷！今年二月廿八日是父親去世兩周年，也是母親故世廿六周年半的日子，我特地從馬州飛往加州與哥哥嫂嫂，一起去柏克萊的Sunset View 墓園，在雙親墓地上，行禮追思。

我已年逾古稀，克苦勤儉的個性是受母親身教的影響。退休後，越發感到歲月無情的飛逝，度年如日， 確有像李白（701-762）詩中所感歎：「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的感覺！再過幾天，母親節將至，令我倍增對母親的思念之情！

二○○五年五月二日於馬州

刊於華盛頓新聞    2005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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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我的恩人—施伯母

施伯母姓陸名君恆，一九○七年農曆四月初八日生於上海。她是一位婦產科醫生，曾在上海行醫有廿年之久，並創辦過一所護理學校。一九四九年間，與夫婿施汝雄小兒科醫師從上海偕同她母親，女兒常昭及內侄陸啟後遷居臺北市的武昌街。樓下開設施醫師的診所與兼營西藥進口貿易的『雄恆行』，家住樓上。常昭姊早年即赴美深造，後與黃沃泉醫學博士在美締結良緣。施伯母的母親與施醫師不幸於一九五七年間先後病逝於臺北。一九六五年，常昭姊接施伯母來美國加州定居；一九九八年三月廿一日施伯母逝世，安葬於洛杉磯附近的玫瑰山紀念墓園（Rose Hill Memorial Park），享壽九十二歲。

恩人施陸君恆伯母（1907-1998）

施伯母是栽培我來美國留學的恩人，我永遠懷念她，感謝她！

一九五五年秋季剛開學，我是臺大機械系四年級的學生；那時，啟後正在臺北樹林中學唸高三。他的祖母很關心他翌年的升學考試，故施伯母想請人替啟後補習數學。她把這個意願告訴了家兄少林，於是經他的介紹，我認識了施伯母，就這樣我開始擔任啟後的家庭教師。

施伯母平日協助施醫師的診所與處理『雄恆行』的業務，裡裡外外，異常忙碌。我在她家為啟後補習時，很難得會遇見她。但一有機會碰面，她一定會很親切地用上海話對我說：「季弟弟，儂辛苦了，謝謝儂！」我向她致意說：「施伯母好！謝謝施伯母，讓我有機會復習一下我的數學。」她總是笑容滿面的說﹕「季弟弟，儂太客氣了！」她的慈祥與和藹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至一九五六年夏，一學年結束了，啟後高中畢業，而我也從臺大畢了業，因此家教也隨著告一結束。

同年，啟後順利考取了當年的私立淡江英語專科學校，即現在淡江大學的最前身。施府全家，還有我，都為啟後感到欣慰。尤其是他的祖母，比任何人都來得高興。因為她一直擔心著這位孫子，若升學不成，就要被政府征召入伍去當兵的。現在孫子升學已有了著落，她老人家自然安下心了。因此，我亦為她的高興而感到更興奮。

啟後有了升學的好消息後不久，記得是九月十八日我赴屏東東港，接受第五期預備軍官的空軍入伍訓練。行前我向施伯母辭行，承她熱情接待，並一再謝謝我幫了啟後的忙。臨別時，除了給一包禮物為我送行外，她還再三勉勵我：「季弟弟，儂退伍後，如有機會，一定要出國深造。」對長輩的教誨和期盼，我很感激地連忙回稱：「是，是，是，謝謝施伯母的鼓勵！」這是生平第一次有人鼓勵我「出國深造」。對我來說，出國有如登月球，連幻想的資格都沒有。在歸途上公車之前，我已把它拋到腦海之外了！

我在空軍受訓與服役期間，每次返臺北省親時，都會去拜謁施伯母，而她總是不會忘記叮嚀我：「季弟弟，我希望儂在退役之前，先向美國大學的研究院申請入學，並準備今後教育部的留學考試。」而我均照常回答她 ：「是，是，謝謝施伯母的鼓勵與關懷！」可是我內心十分矛盾，施伯母是一片好心，她那裡知道我的困境？說實在，家庭的境況使我沒有資格作出國的夢，但真正的情形又難以向她啟口。事實上，我在軍中日夜所期盼的，不是出國留學，而是希望退役後能馬上順利找到一份適當的工作，俾能早日改善家裡的經濟狀況。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我從臺中正式退役返臺北。一星期後，向施伯母請安，她親切如常地接待我。我向她報告：「施伯母對我的愛護與勉勵，都牢記在心；在軍中時未曾向美國學校申請入學，是因為自己目前的環境與條件所限制，有負伯母的冀望，真是對不起，請伯母原諒，以後我如有機會，一定會作出國進修的計劃。」終於把我心中的話向施伯母稟報了，內心覺得舒暢很多。施伯母聽後既未表示失望，也沒有多問詳情，似乎對我的狀況早已略有所猜悉，但她仍然笑瞇瞇的對我說：「季弟弟，儂年紀輕，又是臺大工科畢業，出國深造是很重要的。」臨走時她慈祥地以右手輕撫我左肩說：「季弟弟，將來儂辦出國時，如有困難，讓我們大家一起來想辦法。」從施伯母最後這句話中，我已經體會到她內心的善意與願望是想促成我去留學。這份非比尋常的厚愛與溫暖，使我百感交集，激動萬分！從那天起，我決定以不辜負她的厚望為自勉，抱著走一步算一步的原則，開始準備向出國留學的道路邁進。

四月初，承蒙當時任申一紡織公司總經理的恩師劉文騰教授的提攜，我很順利進入申一紡織廠，擔任工程師。這是一份待遇很優渥的工作，供食宿外，包括年節的紅包與分紅，一年可領到廿四個月的薪水。每月發薪時，我會留下自己搭公車及些微零用錢，當日必定回家，把其餘全部薪金交給母親。多年來所期盼要改善家裡的經濟狀況，終於如願以償了！這份差事雖很理想，但沒有動搖我要留學的決心。

同年（1958）六月間，我考取教育部的留學考試。施伯母的喜悅如同我家人，好像她自己兒子考取似的。她興奮地對我說：「季弟弟，儂可以開始申請護照辦出國手續了，有任何困難，讓我知道，我可以幫儂想辦法，放心好了！」一九五九年四月間，俟一切手續辦到快要向美領事申請簽証時，我向施伯母稟報進度。她立即開門見山的說：「季弟弟，留美簽証要有美金二千四百元的保證金，儂如有困難，我可以幫儂把這保證金存放在臺灣銀行，儂憑臺灣銀行的匯票去申請簽証，就沒有問題了！」我感激萬分，一時回答不出話來。她領會出那片刻無聲的含意，接著說：「明天上午我陪儂去臺灣銀行，就把這件事辦了，儂可以請幾個鐘頭的假嗎？」「沒有問題，但我不知該怎樣謝謝施伯母才好！」我就這樣表示了接受她的大恩！

次日早晨，施伯母與我同坐一輛三輪車（那時還沒有計程車），在濛濛細雨中到達了臺灣銀行總行。我把護照給了她，站在她後面，聽到她對行員說：「這是美金現鈔二千四百元，請給一張臺灣銀行的匯票，季先生可以到美國去存。」手續很順利就辦好了。回到她家，施伯母從手皮包中拿出那張匯票，很親切地交到我手中說：「季弟弟，儂收起來吧！」我當時很激動，一邊收下一邊說：「謝謝施伯母，等我到了美國，會馬上把這匯票還給施伯母。」並立即進入她的書房，寫了一張收據，附註我的國民身分證字號，以示鄭重與負責，雙手將收據遞給了她。她說：「季弟弟，這個勿需要。我曉得儂是個好青年，絕對相信儂。」但為了我心安，她勉強收下了。

回申一廠途中，我內心充滿了喜悅和疑問，施伯母和我無親無故，憑什麼會使她如此信任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到廠後，我再仔細看了一下那張銀行匯票，上頭的確是清清楚楚開給我的。施伯母是如此以慈母一般的愛心來對待我，她就是我今生的恩人，教我如何能忘得了？

施伯母於同年（1959）八月赴辛辛那堤（Cincinnati，OH）跟女兒常昭姊與女婿黃醫師相會。九月中旬，我獲得美領事簽証後，辭離申一廠。

十一月一日 ，我從基隆搭招商局的海地輪離臺，廿一日安抵美國西岸波特蘭（Portland，OR）。停留一週後，然後搭火車東行，直接去辛城施府。經數天數夜後（途中是以蘋果充飢），終於與施伯母，施姊姊，黃醫師會了面，大家高興得不得了，整個出國的過程好像是作了一場夢似的！

當天晚上，我就將那張美金二千四百元的匯票的背後簽了名，雙手奉還給施伯母說：「謝謝施伯母，沒有這張匯票，我永遠來不了美國！」她欣然地接納了，並說：「我知道季弟弟是一位有信用的年輕人！」

在施府過了聖誕節後，我準備去馬州學院城（College Park，MD），趕上馬大（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春季註冊。行前把我面臨的新困難稟報施伯母：「我要去馬大了，但身邊沒有錢。施伯母能不能借我美金二百元？雖然不知道什麼時候能還這二百元，但我保證一定會還。」施伯母立即表示沒有問題。次日我就向施府辭別，搭灰狗巴士（Greyhound Bus）離開了辛城，於年底前到達馬大，開始我留學的生涯。

我在申一紡織廠離職時，那一年雖未服務滿一年，但我仍領到該年大部分的年終分紅，償還了出國時父親為我向友人所貸借的旅費。剛開始時，課餘在校內兼打零工，暑期上紐約中餐館工作。在求學與謀生的困難情形下，我還是必定寄一點從勞工所得的錢，給在台北的雙親，以報平安，並慰自己對家懸念之心。不久在馬大有了助教（Research Assistantship）的收入，我的留學生涯漸趨安定，於是立即寄信給施伯母，報告近況，並奉還借款美金二百元。

經多年的努力，幸未辜負施伯母當年栽培我的一番愛心。我先後在馬大獲得航空工程碩士學位（MS）與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機械工程的理學博士學位（D.Sc）。出國深造的目的，終於如願達成了！

一九六四年六月，我離開學校，開始在IBM就業。 翌年夏，那時施伯母剛從臺灣來加州定居不久，我邀請她來華府，曾陪她去紐約看了幾天世界博覽會，參觀華府各類博物館，還有附近的名勝景點，包括華盛頓故居與位於維吉尼亞州的鐘乳石洞（Luray Caverns）。記得那次去Luray Caverns，我還約了伯玲一起陪同施伯母，玩了一整天，大家高興極了！施伯母對伯玲印象很好，事後在我面前曾一再誇她，這亦是促成我於一九六六年與伯玲結婚的重要因素之一。

施伯母在華府停留有一個月。她每天替我準備好中午的三明治與晚餐，有時還做豆漿。有一天晚餐，我驚奇地發現一道新菜，豆腐干炒肉絲。連忙問施伯母那裡來的豆腐干？因為那個年代，在這裡是買不到豆腐，當然也沒有豆腐干。她跟平常一樣笑瞇瞇地說：「我把昨天泡好的黃豆，用你的絞碎機將它打碎，像做豆漿一樣，然後先把它凝固起來（忘記了施伯母說的凝固方法），再用布包紮，放在洗碗池中，加上一個鍋，用幾本重書放在鍋中，把水份壓出來，等到差不多時，再用毛巾把它包起來，放在廚房的地上，加上砧板，我人就站上去，一手扶著有洗碗池的檯面，另一手扶著有爐灶的檯面，慢慢地把水擠出來，使它成為豆腐干。」這是多麼動聽感人的製作過程！施伯母在我這裡，就像自己母親一樣細心照顧著我！

伯玲於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先後生下我們的大女兒與二女兒。為了感念施伯母對我的恩澤，我們為大女兒取名施施（施是施伯母夫婿的姓），為二女兒取名陸陸（陸是施伯母的本姓）。施伯母為這事曾一再表示：「季弟弟，儂太客氣了！」倆姊妹小時候，每年都會收到施伯母寄來的聖誕節紅包；長大後，亦都知道父母為她們取名的用意。一九七七年夏，我與伯玲曾帶著小孩去加州拜望施伯母，施姊姊，黃醫師；別後重逢，彼此相見甚歡，如同家人。

這麼多年來，每逢舊曆新年，施伯母的生日，中秋節，感恩節與聖誕節，我必定會打電話向施伯母請安問候。在電話中她都會問：「季弟弟，你們全家都好？」還說：「季弟弟，謝謝儂，這樣有心常常給我打電話。」

一九九六年間，她住進了洛杉磯附近的一家療養院。一九九七年夏，我服務單位美國海軍調我去加州聖地牙哥（San Diego）工作，當時已決定兩年後要退休，所以我沒有把整個家般過去；這也許是天意，讓我能就近開車去療養院拜望施伯母。雖然她的記憶力已不如從前，但精神還是很好。每次臨走時，她坐在輪椅上，總是慈祥地對我說：「季弟弟，麻煩儂來看我，開車子回去當心一點！」

一九九八年，我於三月廿一日晨，飛返馬州休假看伯玲。廿八日晚上回到聖地牙哥後，打開電話的錄話機，驚聞施姊姊哀傷的留言：「蕉森，施伯母已于三月廿一日過世了，我們定廿四日下午一點鐘在墓地有個安葬儀式，祇有家屬與至親參加，希望你能來。」這是一個巨大的晴天霹靂！我立即先與施姊姊通上電話，向她慰問，希望她能節哀順變，並為我未能參加葬禮，表示萬分歉疚與難過；然後把這個惡耗電告伯玲與家兄。那一夜，我思緒起伏，轉輾反側，無法入睡；情不自禁地追憶四十三年來，施伯母對我情同母子的往事；舊事歷歷，一幕一幕重現腦際，無盡哀傷，懷念與感恩之淚，不停地奪眶而出！

翌日是週日，陽光普照，我獨自駕車前往玫瑰山紀念墓園，從服務台查知施伯母墓地的位置，然後去獻花行禮！我哀默地說：「施伯母，蕉森來看您，我永遠懷念您，永遠感謝您的大恩大德，您安息吧！」站在墓前哀思良久，從今以後，再也看不到施伯母那笑眯眯的慈容，也聽不到她那上海口音的「季弟弟」了，不覺悲從中來，涔涔淚下！在回程上車途中，我猶頻頻回頭望著她的墓地，傷心不捨！

施伯母走了到今天（二○○四年九月廿一日），整整六年六個月。在這期間，每逢施伯母的冥誕（農曆四月初八），我都會與施姊姊通電話，問候致意與懷念施伯母。伯玲與我去南加州探親訪友時，我們亦都去玫瑰山紀念墓園，在施伯母墓地上行禮，追思我的恩人。

刊於華盛頓新聞  2004年10月7日

家教

民國四十一至四十五年間（1952 – 1956），我就讀臺大工學院。在那個時期，中華民國經濟還沒有開始起飛。一般家境清寒的大學生，課餘在外兼任家教（即家庭教師）的工作，賺一點生活補助費，是很平常的事。我亦曾經擔任過兩次高中數學家教。第一次是在大二時，那次的家教留給我一生難忘的回憶！

我拿到了第一次束脩，在回學校宿舍途中，感觸良多。當晚輾轉反側，對父母感恩之情交錯著自己內心的喜悅，久久難以平息。翌日上午，適逢無課。我從臺大搭「○南」公車，先去南門菜市場，選購了一隻較大的活雞，外加一些蔥薑，帶回家贈給母親，想給她一個意外的驚喜。在回家路上，手拎著雞跟蔥薑，心情輕鬆愉快。一邊猜母親見到我時候的反應，一邊加快步伐，兩步併一步，很快就到了家。

父親早已去上班，弟弟在東門國小上課。我一進家，先看見母親的背後，她正站著晾剛洗好的衣服。我叫了一聲「媽」，她回過頭來看見我，很驚訝地問我：「蕉森，你手上的雞是從那裡來的呀？」我笑著回答她：「昨晚我領到家教的酬金，那是爸媽把我養大以來，第一次我自己賺來的錢，高興得不得了，一夜睡不好覺。今天一早特地去買來這隻雞跟蔥薑，讓媽煮了大家吃。」在瞬間母親說不出話來，對著我，把她雙手搭在我的兩肩上，我的眼睛潤濕了，在模糊中看見她喜悅的臉孔與充滿了淚水的眼神。這是我記憶中母親最美的笑容與欣慰的神情，真是無聲勝有聲的一剎那。

接著母親連忙說：「蕉森，真好真好，你也能賺錢了，沒料到你今天會帶雞來，阿爸下班回來知道一定會很高興。」同時她忙著把我手上的東西接過去。我替母親把剩下來的衣服晾完後，要趕緊回學校去上課時，母親笑瞇瞇地一再叮嚀我：「蕉森，晚上等你回來吃我燒的雞，你一定會喜歡！」她最後又加上一句：「不要忘記把要洗的衣服帶回來。」我對慈愛的母親頻頻點頭說：「好！」然後揮手離開了家。這是我一生難忘的一段回憶！

回首半個世紀以前溫馨的往事，更加令我思念母親！

刊于華盛頓新聞  2004年12月23日

感念大舅父與大舅母

年逾古稀感懷多。最近曾因思念大舅父與大舅母（以下分別簡稱為舅舅與舅媽），使我有一夜輾轉反側，一直到清晨四點鐘，仍難能入睡。倆老同年生，一九四九年神州變色，被清算鬥爭，精神上承受重大的打擊，故舅媽與舅舅先後於一九五二年與一九五三年溘然長逝。舅媽享年六十一歲，舅舅享年六十二歲。

舅舅姓胡名益勳，世居家鄉溫州市瞿溪鎮。在溫州城與瞿溪之間有一條河流，該河流的上游地帶稱之為上河鄉，它包括有許多個鄉鎮。瞿溪就是處於上河鄉與山區的交接地帶，是整個上河鄉所有鄉鎮中較為繁華的一個鎮。

舅舅有兩個弟弟與一個小妹。他的小妹就是我的母親。舅舅與舅媽有五個兒子，國堯、國書、國治、國昌、國康；兩個女兒，國玉、國菊。他們的年齡都比我大。大表哥與大表嫂有一個兒子，名嘉麟，比我小一歲。二表哥與二表嫂有兩個兒子。大表哥與三表哥均英年早逝。民國卅四年（1945），對日抗戰勝利。那個時候，四表哥與五表哥都還未結婚，兩位表姊均已出嫁。舅舅家是一個大家庭，有三個兒子，兩個媳婦，三個孫子，還有一位長工名叫阿桂，總共有十一個人。舅舅生前不是地主，很勤儉，經營一家南北雜貨商店，店名叫「胡新泰寶號」，生意甚為興隆，信譽卓著。二表哥與四表哥是舅舅店裡的幫手，五表哥因為自己開了一家豆腐店，故無暇幫舅舅的忙。在大陸變色前，「胡新泰」這個招牌是聞名於溫州的上河鄉與山區一帶，可以說是沒有人不知道的。

臺灣光復之後不久，父親帶著大哥經福州去臺北擔任公職。等到翌年（1946）春，我去城裡上初中，住進學校宿舍後，母親就離開溫州，亦去了臺灣。所以，每逢寒暑假，我就去瞿溪寄宿在舅舅家，學期中間亦會去舅舅家兩次。祇要我在他家的時候，晚上舅舅必定是睡在店裡，我就與舅媽睡在一起。一直到初中畢業，才跟照顧我三年的舅舅與舅媽告別，離開溫州，赴臺北與雙親團聚。舅舅與舅媽對我的關愛，無微不至，令我一生感激難忘。

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舅舅時常稱我：「季先生」。剛開始時，十二歲的我被長輩如此稱呼，實在十分驚訝，不知如何是好，又不敢要求舅舅不要這樣子叫我，只好掉頭就跑。如果遇到舅媽正好在旁邊時，我就會很難為情地，馬上躲到她身子後面。我越是這樣，舅舅越顯得開心，舅媽總是笑瞇瞇得看著。時間久了，我聽得很習慣，也很自然了。所以「舅舅」與「季先生」，就成為我與他彼此之間的稱呼了！

每天店子打了烊，晚飯後，舅舅獨自在店裡把當天的賬目整理完畢後，才回到住處。住處就在店的後面，與店是相連接的。那個時候家裡的其他人都已睡了，很安靜。於是，舅媽有時會把她事先親自準備好的酒菜與老酒端出來，放在那張四方的飯桌上，舅舅坐在上座。這時舅舅如看到我還未睡，就要我過去坐在他左手的那一邊，舅媽則坐在他右手的另一邊。他滿臉笑容，心情愉快地說：「季先生，你不喝酒，就陪我一起喫一點酒菜好了！」我笑笑地回答：「我晚飯已經喫過了。」這時舅媽開口：「蕉森，你就喫一點，讓舅舅高興高興。」於是我也就分享一點舅舅的酒菜，每次都覺得太好喫了，最令我喜歡的是燻鵝。舅媽準備的酒菜，常見到的樣數中有燻鵝、燻雞、燻鴨、白切雞、白切豬肉、五香豆腐干、滷蛋、花生米等。在融融的燭光下，舅媽在旁看著舅舅跟我，每次都會露出一副喜悅的神情。舅舅一邊享用他的酒菜與老酒，一邊跟舅媽與我閒談。他的一天辛勞，好像就在此刻全部消失了！遇到冬季天寒的時候，舅媽會先把老酒熱一下，再給舅舅喝。像這樣我與倆老三人圍坐著飯桌，在一起閒談的溫馨時刻，時常會在我的腦海裡出現，它留給我很多快樂的回憶！

第一個寒假開始時，家家戶戶都忙著準備迎接農曆新年。舅舅要我同大表侄嘉麟一起去附近收賒賬，這是商家每年固定在這個時候要做的事。他把一本賬簿交給了我，上面有賒賬人的姓名與賒賬日期跟額數，但沒有詳細的地址。那個年代，在鄉下就是這個樣子，沒有街名門牌號碼，只有地區的名字，例如：紅橋頭、竹橋頭、上河頭之類。這是我生平初次去對外辦事，開始時我真擔心，怕兩手空空回來，一無所獲。臨出發時，舅舅對我跟嘉麟說：「你們對人講話一定要客氣，現在是大家準備過年的時候，收不到錢沒有關係。」經他這麼一說，我與嘉麟就放心多了。我們兩人忙了一整天，走了不少路，最後的成果是一個錢也沒收到。當晚，舅舅飲酒的時候，我坐在他旁邊問：「舅舅，這麼多的賒賬，他們不還怎麼辦？」他是這樣回答的：「賒賬的人都是家裡環境不太好，我讓他賒賬，就沒有打算他還，如果他有能力還，當然是很好，但在我心裡早已決定，不還就算了，我就當作沒有好了。」原來舅舅是這麼一個充滿愛心，寬宏大量的人！我結婚後，遇到金錢或其他方面有所損失的時候，亦常對內人伯玲說：「我就當作沒有好了」，這是舅舅生前常講的一句話，我是從他那裡學來的。

舅舅家在過年前，都會請一位裁縫師傅到家裡來待好幾天，替家人製新裝。遇到這種情況時，我會故意躲開。晚上睡覺的時候，舅媽跟我說：「蕉森，明天你也讓裁縫師傅替你量量身，做件新衣好過年。」我對舅媽說：「我真的不需要新衣服。」翌日，她又一次要我去量身，我還是回答同樣一句話。幾天後，裁縫師傅完工回去了。舅媽拿了一件新棉襖，笑瞇瞇的對我說：「蕉森，這件是給你的，你穿上看看。」實在太意外了，原來舅媽是比照嘉麟的身材尺寸，特地叫裁縫師傅替我做的。我穿起來既合身，又溫暖。我立即高高興興的向舅媽鞠了一個躬，表示謝謝。舅媽對我的那份關愛，使我內心感到非常的溫暖，久久難能忘懷。

次年，又到了快要過年的時候，舅媽說要給我做一件陰丹士林藍布的棉大衣。我聽到不勝驚慌，因為我不願意舅舅，舅媽為我多花錢，故立刻說：「舅媽，去年做的那件棉襖還是很新，今年不要再做了，我不喜歡穿新衣。」為了要使舅媽打消替我做棉大衣的念頭，這句話我向她重覆說了好幾遍，終於她同意了。但我還是不放心，一會兒我就去裁縫師傅那裡，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沒有為我做棉大衣。等到他結束全部工作離開之後，我才放下了心。事實上，我在城裡上學時，看到有好多同學穿陰丹士林藍布的棉大衣，心裡早就一直羨慕他們，很希望自己也能有一件。雖然這次婉拒了棉大衣，可是在我內心深處，對舅媽的關愛，所感受到的溫暖已遠超過一件棉大衣了﹗

自從我開始寄宿在舅舅家之後不久，鎮上的親友都把我看成是舅媽的「小寶貝兒子」。舅舅家裡的一切家事都是由兩位表嫂負責，但我的衣服多半是舅媽親自替我洗。所以，親友們一看到舅媽在溪邊洗衣服時，就會對她說：「你的小寶貝兒子回來了。」每當我要回學校時，因宿舍裡的膳食很差，舅媽都會要大表嫂或二表嫂準備一些菜餚讓我帶去，如霉乾菜燒肉，外加豬油與醬油之類的東西。夏季的時候，有蚊子，大家都掛蚊帳。每天晚上舅媽必定拿一根已點著的小蠟燭，小心翼翼地進入蚊帳內，用蠟燭的小火苗，很技巧地把在裡面的蚊子一一燒死之後，她才安心讓我上床睡覺。舅媽對我如同對她自己親生的子女一樣，真是一點也不假。

當年因為通貨膨漲的關係，所以學校所需的全部費用，都得以穀子繳納，不收現金。每年八月開學時，舅舅先要家裡的長工阿桂幫我把該繳的穀子準備好，次晨僱了一條小木船，穀子幾乎把船裝得滿滿的，舅舅陪我一起坐這條木船進城，向指定的大米商辦理繳費手續。之後，他再送我去學校，等一切都替我安頓好了，也給了我零用錢，然後笑笑地說：「季先生，不要受涼傷風。」於是舅舅才離開我。其實，我也是舅舅的「小寶貝兒子」。

舅舅的店每天中午有一段時間生意特別好，尤其在年節的時候，已出嫁的二表姊國菊都會回來幫忙。我在店裡學會幫兩樣忙：一樣是包過年的禮品，瞿溪人叫它為「紙蓬包」，上下是大小懸殊的長方形，外觀是紅色，裡面裝的是乾桂圓或乾紅棗，外面加一張「胡新泰」的紅色招牌紙及附印有吉利的詞句，再用一條細細的紅繩子繫住，挺好看的；另一樣我幫忙的，是把各種大小不同的白蠟燭，外面加上一層薄薄紅色的蠟油，使其變成為紅蠟燭，每隻白蠟燭的底中心插有細圓的竹籤，我左手握著竹籤，一次最多可握四根，蠟燭之間不得相互碰著，右手拿著勺子，把熱紅蠟油往白蠟燭上澆，必須一次完成，要很均勻，否則不能賣。這兩項工作均是在店裡不忙的時段或在夜晚做的。白蠟燭染成紅蠟燭的工作，本來祇有舅舅一人會做，現在我能幫這個忙，舅舅太高興了。到後來，熟能生巧，越做越好，連我自己也覺得很得意。有時舅媽在旁看著，也一再稱讚：「蕉森的手真巧！」

一九四八年（民國卅七年）夏，那時我已經唸完初三上，舅舅想為店製作一個大招牌，掛在店外，他竟然又跟我開起玩笑說：「季先生，你來替我寫胡新泰寶號這五個招牌字好嗎？」我立刻搖著頭又擺手回答：「舅舅，我怎麼會寫招牌字呢！等我先練好字以後，再替舅舅寫。」他接著滿臉笑容地說：「季先生太客氣了。」當年舅舅跟我講這些話時的語氣與神情，雖然已是五十七年以前的事，但我時常還會想起來。

那時候，中華民國剛行憲不久，國共軍事對抗業已開始。溫州鄉下很不寧靜，夜間經常有瞿溪人所稱的「土共」或「三五支隊」，從山區下來擾亂，綁架勒索時有所聞。舅舅開始提心吊膽，他不但關心他自己與家人的安危，還有我的安全。所以，在那個暑期內，每隔一兩天，在傍晚的時候，舅舅就會小聲地跟我說：「今晚你不要在家睡，去某某人家過夜」，他每次都是要我去不同的人家。後來我才知道，他自己跟幾位表哥亦時常分別在各親友家，東睡一夜，西過一晚。這就是舅舅當年的安全措施，深恐有被綁架的事件發生。有一夜，我是在家睡，半夜裡，聽到附近的野狗均在猛叫，越叫越厲害，令人聽得心驚膽跳。長工阿桂與四表哥國昌怕是「土共」來了，為防意外，特來要我馬上起床，並扶我從牆頭爬到屋頂上去，要我躺在屋瓦上面，不出聲，不要動；一直等到野狗不叫，周遭亦恢復寧靜了，我才小心翼翼地，在月光下，慢慢從屋頂上爬回來。那一夜舅媽與我根本沒有好好睡過覺，所幸這種躲難的經驗祇有過一次。

一九四八年底，我初中畢業了。舅舅與舅媽都要我留在溫州唸完高中之後，再去與雙親團聚，可是那次我沒聽從倆位長輩的意見。俟一九四九年元旦之後不久的一個早晨，我就與照顧我三年，情同父母的舅舅，舅媽拜別，去了臺灣。臨走時，不但舅舅與舅媽，還有表哥表嫂們，大家均對我依依不捨，平日的笑容都不見了；舅舅的眼眶漸漸的變紅了，聲音啞啞的對我說：「季先生，你一路順風。」舅媽在旁流著淚水說：「蕉森，菩薩保祐你。」長工阿桂挑著我的行李，五表哥國康陪同我跟在阿桂後面，往搭木船進城的上河頭方向走去。真沒有想到，同年五月間，溫州即變色了。舅舅經歷清算鬥爭後，不久舅媽與舅舅即相繼與世長辭。接著沒有多久，二表哥國書因受過度迫害，最後自縊而死。那次的離別竟是我跟舅舅，舅媽，二表哥的永別，從此再也聽不到舅舅常叫我的那一聲「季先生」了，「菩薩保祐你」也就成為舅媽對我說的最後一句話！我每念及此，總有無限的感傷！

時光流逝，正如杜甫（712 - 770）詩句中所言：「五十年間似反掌」。回首五十七年前在舅舅舅媽家寄宿三年，深厚的恩情，無從報答，我常引為疚。日前與在溫州的大表侄家麟通電話，欣悉他計劃於近期內替其祖父母，就是我的舅舅與舅媽，修理墳墓。我立刻向家麟表示：「所需費用，由我負擔。」讓我這個曾經是舅舅與舅媽的「小寶貝兒子」，有機會向倆位長輩敬表感恩之意於萬一！

舅舅，舅媽，我永遠感念您們！

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於馬州

刊於華盛頓新聞  2005年12月15日

母愛

伯玲與我有三個女兒，從二○○一年五月至二○○四年五月，她們三姐妹共生了四個孩子，而且都是女的，我們就成了四個外孫女的外祖父母了。因為家裡女的特別旺盛，男的祇有我一個，朋友們除了恭喜我們之外，還希望我在家裡的Minority Status能早見改善。我對他們表示：「這事由不得我，其實生男生女，我們真的都無所謂。」我還說：「祇要孩子生下來時，母親與嬰兒均平安健康，這就已經是一大幸福了。」

親情 19 一年後，「局面」開始改觀了。小女兒（明明）於二○○五年八月間，生下一個男孩（季偉）；接著大女兒（施施）於同年十月間，生了一對雙胞胎男孩（季強與季壯）；今年一月裡，二女兒（陸陸）亦生下一個男孩（季立）。五個月之內，她們三姐妹先後總共多了四個男孩子，我們從有四個孫輩，馬上晉級到有八個孫輩，而且是四男四女的平均分配，三家都有男有女，個個既健康又可愛。朋友們都一再地恭喜我們，還說：「你們真有福氣啊！」

母親生前攝於臺北-1971

我是一九六六年春與伯玲結婚，至一九七二年夏，已是三個女兒的父親。從一九六九年春開始，我進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攻讀博士學位。那時我是一面Full-Time上班，一面Full-Time進修，常常晚上很遲才回到家，週末又常去公司加班或上圖書館找資料，忙課業。所以，在那個時期，我是異常的忙碌，跟孩子們見面與在一起的時間是相當有限。不像伯玲是每分每秒，不論晝夜，週日或週末，再加上她於一九七五年以前還沒有駕駛執照，故全程在家與孩子們在一起，照顧著她們。可是，在頭幾年，我早出晚歸，很少有機會看到伯玲在家帶三個孩子的實際情形，又從未聽到過她半句怨言，祇曉得她很辛勞，究竟如何辛勞，辛勞到什麼程度，總是很難體會。要是說做母親帶孩子是多麼的不容易，對我來講，在那個時候還是想像的成份多過於親眼目睹。

從去年（2005）的八月開始至今，因為孫輩人數的驟增，施施與陸陸都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明明也有兩個孩子。無論是收到女兒邀請去幫忙的電話抑或我們自己想去看看可愛的孫兒孫女，我們都是高高興興地輪流往賓州費城，馬州佛瑞德瑞克（Frederick, MD）與加州灣區三地來來去去，幫她們的忙，照顧一下孫輩，並享含飴弄孫之樂趣，真是不亦樂乎。由於我們畢竟都已步入老年，體力有限，所以在每家幫完忙之後，都感到很疲乏，也很高興能回到自己的家，馬上覺得全身輕鬆，好像有一種「解脫」的感覺。故我曾不祇一次對伯玲說：「上帝替人類安排得真好，祇讓年輕人有生育的能力；年老了，即使有生育能力，體力也不容許了。」

三個女兒她們都是自己喂奶。嬰兒幾乎是每兩三個小時需要餵一次奶，日夜都是一樣。所以，頭幾個月裡，女兒們通常在夜間是不得安睡。譬如在西部的陸陸，有時候在夜裡，她剛為嬰兒餵好奶，正要閉上眼睛想睡一下時，兩歲半的老二不知何故哭起來了，陸陸又得過去哄她，有時把四歲半的老大也給哭醒了，那情況就更糟。遇到這種情形，伯玲雖然也被吵醒起來了，但幫不上忙，因為在深夜裡，祇有母親才是小孩唯一所需要的人。老大跟老二通常早晨都起來很早，又吵著要她們的媽媽。因此，陸陸在晚睡早起，再加上夜裡睡眠不足的情況下，她白天又要打起精神來處理雜七雜八的例行家務；一天經常有好幾次，要在兩次喂奶之間的空檔時間，把小孩留在家裡由我們照顧，她自己趕緊利用時間，駕車外出辦一點事。在這樣繁忙的情形下，陸陸從未顯示出絲毫不耐煩的表情與半句怨聲，仍然笑容滿面，很有耐心的照顧孩子們，滿足她三個孩子的各種不同的需要。母愛在這些地方就表露無遺了。

施施家在馬州的佛瑞德瑞克，她有一個四歲多的女孩；去年十月間，又生了一對雙胞胎男孩。在頭兩個月裡，我們幾乎天天都去她家，儘量的幫助她。她撫養雙胞胎，日夜裡要輪流喂奶，睡眠不足，白天倦容滿面，更是加倍的辛苦。但我們看到，她仍然是充滿著無比的愛心與耐心，去照顧她的三個孩子。每個禮拜六的上午，施施還親自駕車陪她的老大來蒙郡上中文學校。這些的原動力都是來自於母愛。

在費城的明明有一女一男。女孩二十個月大，男孩祇有半歲，還在喂奶中。每個夜晚，她自己亦是同樣睡眠不足，但白天還得去上班。遇到她家的保姆有事不克來照顧孩子時，我們就立即開車去幫忙了。兩個小孩都很乖，喫喝，更換尿布與睡午覺都是例行的事。有一天，明明於下午五時許下班，一進家門，被正在玩得好好的，不到兩歲的老大看到，馬上大哭起來，好像天立刻要倒下來似的，一雙小手張開要她的媽媽即刻抱她，令明明連脫鞋與放下手上的東西的時間都沒有。就這麼一抱，孩子緊緊的附貼在母親的心胸前，哭聲即刻停止，似乎天下已恢復了「太平」，一切沒事了；我看到小孩那副安逸滿足的神態與母女都同時露出喜悅的笑容。就在那片刻，我又一次體驗到母愛的偉大及其重要性。

在三個女兒家，我親身目睹，她們日常照顧孩子們的忙碌過程；遇到孩子們生病或不舒服的時候，做母親的更加辛苦，我們常常看在眼裡，痛在心裡。施施與明明均已先後請了一位住在家裡的保姆，陸陸的老大與老二白天都送到托兒所去，每家的情況都日趨安定正常，我倆的心自然也就安下來了。

從我的三個女兒那裡，才百分之百體會到做一個母親是很不簡單的。母親不但需要付出無比的愛心與具有超人的耐心之外，自己還得要有很好的體力與充沛的精力，始能完成養育孩子的神聖重任。所以，我最近一再向伯玲表示：「當年我因上班與進修的關係，不能分身幫你的忙，也無法體會你帶三個女兒是多麼的辛勞。現在我完全明白了，做一個母親，撫養小孩是如何的艱辛與不容易！尤其是回想我們那個時代，長輩們不能從臺灣來幫忙，自己又無經濟能力請人來看顧孩子，一切都得由你來承擔，偏勞。」伯玲聽後笑笑地回答：「現在想想，不知道那個時候是怎麼熬過來的，把三個女兒都給帶大了。」接著又說：「現在看到她們都相當的有耐心與愛心，去照顧她們自己的孩子，我覺得非常的高興。」我可以體會出，伯玲的這些話裡蘊含著無限的母愛！

我與弟弟鎮東之間，還有一個弟弟永眾與一個妹妹城英。對日抗戰期間，母親先後在福建的永安與浦城生下永眾與城英，這兩個名字還是我好奇給取的，經雙親同意採用。後來倆人均因痢疾，都於滿週歲後不久即去世。母親曾先後為此痛不欲生，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在戰爭時期，物資缺乏，人民生活困難，食米中常常參雜著有砂子與谷子之類的雜物。那個年代，母親也許因營養不良，所以自己沒有足夠的奶水，又沒有什麼奶粉可以補充，她就用煮稀飯上面的米湯，替代自己的奶水來餵弟弟妹妹。那時，當然亦沒有像現代的嬰兒食物（Baby Food），於是母親拿那些品質不良的食米，很細心地把裡頭的雜物，一一將其清除掉。然後，她就用兩個小碗，對蓋起來，中間放少許這些經清理過的食米，外面再用線把這兩個碗綁起來，放在裝有水的鍋中去煮。這樣子煮成的飯，我們溫州人稱之為「悶碗飯」，很柔軟，最適宜讓嬰兒喫。我記得母親時常用它來餵弟弟與妹妹。她一邊喂，自己的嘴也跟著同時大大的張開，當時母親喜悅的表情，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這跟伯玲從前餵三個女兒與我們女兒目前喂她們小孩Baby Food時的神情，是一模一樣的。母愛的偉大真的是與生俱來的。

我從小長大，自有記憶以後，完全記得母親養育我的辛勞。但在我的嬰兒時期，母親是怎樣的辛勞養育我，照顧我，那是一段完全沒有記憶的空白。現在從我三個女兒與伯玲身上，再加上我對母親當年撫養弟弟妹妹的一些回憶，我得到了答案，已經將那空白的記憶填補得滿滿了。我怎麼能不更加感念自己的母親呢？

唐代詩人孟郊（751 - 814）的『遊子吟』詩中有「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描述出人類最深摯與最無私的母愛，成為一千多年來引起普遍傳誦與共鳴的最佳詩句。

世界上唯有母愛最偉大！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永遠感懷自己母親養育之恩。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又快要到了，我真誠地向天下的母親們致最高的敬意。

二○○六年五月一日於馬州

刊於華盛頓新聞 2006年5月4日

悼念琦君表姐

六月六日的下午，大約五時半，電話鈴響了，是樹珍從加州（California）打來的。她以沉重的音調對我說：「蕉森，告訴你一個壞消息，姐姐過世了！」這真是太令我驚訝的噩耗，立刻問：「你怎麼知道？」樹珍接著說：「剛剛唐基大哥（我們一向以大哥替代姐夫來稱呼他）從臺北來電話，說姐姐最近因感冒住進醫院，最後是因為肺炎，在半小時前，很安詳地去世了！」晚間，我從網路上「中時電子報」看到新聞，說名作家琦君於六月七日凌晨四時四十五分（臺北時間）去世，享壽九十。這正是美東六月六日夏令時間下午四時四十五分。

美國人一向對6這個數字覺得不吉祥，尤其是六月六日，又遇上○六年，是三個6字排在一起666，被視為邪惡日（Day of Evil），最不吉祥的日子。天下事那有這麼巧，我的表姐琦君就是在666這一天去世了，令人哀傷！

樹珍的父親潘國綱，字鑑宗，曾留學日本。在北洋政府時代，任浙江陸軍第一師師長。潘師長的祖母與我父親的外婆是親姐妹，他比我父親大廿四歲，所以是我父親的大表兄，是我的大表伯。我們兩家都是浙江溫州市（從前的永嘉縣）澤雅區，林垟鄉人。季家與潘家不但有親戚關係，而且歷代一向過從甚密。琦君的本名是希真，她的父親就是我大表伯唯一的親弟弟。她的哥哥長春與她倆人從小失怙又失恃。她的伯父家那時尚無孩子，視琦君與長春如同自己家親生的孩子一樣，愛護，扶養，教育他們，可惜長春早逝。她的伯父生前共有四位夫人：葉夢蘭（溫州人），王雪因（滿人），王增之（溫州人），與賈玉華（溫州人，與琦君同庚）。四位中祇有第二位夫人識字，能讀能寫，是潘家的當家人。琦君在她的作品中所稱的父親與母親就是她的伯父與其元配。一九三三年，他的第三位夫人生了樹珍，以後沒有再生了，其他三位夫人從未生育過。所以，樹珍是她家唯一的孩子，是她父親的掌上明珠，跟我同歲，我們都比琦君小十六歲。她稱琦君為姐姐，我叫琦君為大姐。樹珍與琦君大姐都叫我父母親為表叔表嬸。樹珍的父親於抗日戰爭發生後，次年（1938）因肺結核病在溫州瞿溪與世長辭，得年五十七歲。據父親生前告訴我，當年琦君大姐廿二歲，因哀傷之至，曾喝過自來水筆（Fountain Pen）用的藍墨汁，似尋短見，幸而無礙。

我祖父名衡，字志真，在清朝曾任浙江安吉的知事（相當現代縣長）。祖父在父親十三歲時就去世，得年卅八歲。父親十四歲後從溫州赴杭州求學，就是寄宿在他的潘大表兄家，學成後還介紹父親至上海金融界工作。雖是表兄弟關係，因年齡上的差距，所以表兄表嫂對待我父親似同對家人晚輩一樣的愛護與照顧。父親在世時，常常跟我提起潘家對他的那段恩情；甚至於父親去世前數月，在加州聖荷西（San Jose）療養院裡，我們聊天時還在追憶那些事，真是沒齒難忘。

一九四九年以前，潘家在溫州與杭州兩地均有家，都是很有名望的。早年大表伯曾在家鄉林垟鄉的廟後村莊裡，辦了一所小學，以他自己的字鑑宗來命名，免費讓村莊附近的小孩來上學。樹珍與我曾是溫州瞿溪小學的同班同學，都是鑑宗小學的畢業生，亦是臺大校友。我還記得，我那張私立鑑宗小學畢業文憑，上面的校長姓名就是潘希真。那時，她已從杭州之江大學畢業多年，另有工作，鑑宗小學校長祇是掛名而已，沒有負責實際的校務。

我稱大表伯的二夫人為二姆，她能說一口流利的杭州話與溫州話。民國卅八年（1949），因國共內戰轉劇的關係，五月間二姆帶著琦君與樹珍，還有一位樹珍的表妹麻蓉蓉（青田人），一起離開杭州，經廣州來到臺北。她們一家四口抵臺後就寄住我家（位於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一○三巷十五號），我的雙親把自己的臥室讓出請二姆與樹珍住。那時候，我是高中一年級學生，是初次會見了鑑宗小學的校長，就是琦君大姐。她們的膳食是與我家分開的，由蓉蓉負責料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們比較注重衛生，平時碗筷都得先用開水煮過之後，才能使用。

不久，琦君大姐在司法界找到了工作，就搬去司法大廈的樓上，跟好幾位單身女同事同住一個房間。二姆時常由樹珍陪同坐三輪車，特地去那裡探視琦君大姐的起居情形。記得有一次，我與母親也跟二姆，樹珍一起去看琦君大姐。那間房裡共有四排臥床，每排有兩張單人床，琦君大姐的床位是在中間靠裡的第一張。

父親生前從二姆那裡得知告訴我，說琦君大姐當年是很不想離開大陸來臺灣的，經過二姆再三勸導之後，始勉強同意隨行。後來樹珍亦是這樣跟我講的。現在想想，一九四九年琦君大姐如果沒有二姆的勸導，真留在大陸，不來臺灣的話，她後來半個多世紀的人生，必定是完全不同的樣子，那真是不堪想像了！

一九五○年夏，我家與二姆她們三人一起搬至和平東路二段七十六巷去住。又一年後，我們兩家才分開住。二姆，樹珍與蓉蓉三人在臺北與我家同住期間，琦君大姐時常於公餘假日或週末回家來探望二姆與樹珍。我親眼目睹她們之間的親情，常在言談與舉止間表露無遺。在我的記憶中，當年二姆對樹珍與琦君大姐的關愛與照顧，真是無微不至，難能一一細述。

一九五○年的雙十節，琦君大姐與李唐基先生在臺北市的勵志社舉行婚禮。當時是我哥哥少林擔任司儀，並替新郎新娘在結婚證書上用印。從那以後，我跟樹珍一樣，開始稱他為唐基大哥。

一九五二年，因父親在宜蘭地方法院工作，故我家搬離臺北。是年夏，二姆因乳癌演變成肝癌，住進臺大醫院，我母親還特地從宜蘭去醫院陪伴看護。八月廿三日，二姆不幸去世，得年五十五歲。不久前，樹珍在電話裡告訴我，二姆在醫院臨終時，她在側，見我父親於二姆停止呼吸後，很哀傷地用毛巾替二姆洗一次臉。父親並協理二姆的後事，將其骨灰罈安厝在臺北市的善導寺。父親生前曾多次要我哥哥與我，從美赴臺之便，去善導寺向二姆骨灰敬拜，我倆均遵父意行事。大陸文革後，父親在美與家鄉親友有書信往來，始知琦君大姐的伯父母之靈柩都被鄉人拋棄在家鄉山區的小溪中，長年經風吹，雨打與日晒。父親於是火速寄錢委託家鄉親戚，代為辦理潘家營葬工作，完成入土為安的大事，並慰自己感念之心。二○○三年二月廿八日，父親在加州聖荷西療養院裡，於睡眠中與世長辭，享壽九十七歲。

琦君大姐抵臺後不久，即開始寫作，第一次是向中央日報的副刊投稿，那篇稿子就是「金盒子」，我至今還有印象。半個世紀下來，她曾出版過許多散文及小說，兒童文學等作品；她生前得過好幾次的文藝獎，是一位極受廣大讀者喜愛的名作家。她不但桃李眾多，而且海內外都有無數的「琦君迷」。我出國留學較早，琦君大姐有時候會寄贈她的作品給我，讓我欣賞。最後兩次我收到的是她僑居美國新澤西（New Jersey）州後，一九九九年寄來的「此處有仙桃」，「細雨燈花落」，「青燈有味似兒時」與二○○○年寄來的「桂花雨」等四本書。在每本書的扉頁上，她都親筆寫上「蕉森弟，伯玲妹儷覽」與「大姐希真贈」等字，很親切感人。每當我讀到她作品中有關故鄉的事與物時，都會引起我思鄉懷舊之情，因為那裡的山水田園與一切，我都可以回憶起許多童年的往事。所以，我的感受是比其他讀者要來得深刻。

二○○○年的夏天，我與伯玲一起上新澤西州，特地去拜訪琦君大姐與唐基大哥。那個時候，她的行動已不方便，但精神很好，還是健談如昔。她很開朗的對我們說：「我現在不方便行動，都呆在家裡，從作家變成坐家 了。」我立刻補上一句：「大姐，你現在是作家 兼坐家 。」我們圍坐一起，談談故鄉的人與事，也聊聊在異國生活的情趣，以及她日常保健的情形。我曾請教她如何把文章寫好？她說：「寫文章不難，跟說話一樣。」她的口才很好，總有講不完的笑話，口若懸河，難怪她的文章寫得那麼好，人人喜歡讀。那一天，她曾特地對我說：「蕉森，你應經常隨身攜帶一本小筆記本，如果遇到一些特殊事情，把它簡要的記下來，聽到或讀到雅言智語，亦隨手摘錄，這些都會是你日後寫文章時的好體材與資料，將受益無窮。」這是大姐給我僅有的一次指導，十分珍貴，印象非常深刻難忘。那次的會面，我們四個人均感到很高興開心，但沒想到也是我與大姐最後一次的相見。

二○○一年十月十八日，琦君大姐在唐基大哥與媳婦的陪同下，回到故鄉溫州瞿溪，會見了樹珍的生母，並主持「琦君文學館」廿一日的開館儀式，曾轟動鄉里。該文學館是建在瞿溪潘家原有的故居內；在那故居裡面，還設有已成立多年的三溪中學。庭院景緻優美，佔地廣大的潘家故居，我們瞿溪鄉人都稱它為「潘宅」；童年時，我曾去過數次，至今記憶猶新。翌年，樹珍生母在瞿溪病逝，享壽九十二歲，樹珍曾從加州返回故里奔喪。

唐基大哥與琦君大姐僑居美國期間，我們彼此時有電話來往。我發現她的記憶力漸漸在衰退中，有時候明明是在與我通電話，忽然間她以為是跟我哥哥在講話，會問我：「你是少林嗎？」放下電話後，令我心酸，感嘆歲月的無情，它使人老化這麼快速！二○○四年，他們從美國遷回臺北定居後，很遺憾，我們未曾通過電話。

琦君大姐的文學與寫作方面的卓越成就，相信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留名。最後安詳地離開人間，走完她一生九十個寒暑，她此生可以說了無遺憾了。

大姐，您安息吧！

二○○六年六月廿九日于美國馬里蘭州

刊於「傳記文學」第八十九卷第二期（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八月號）

鎮東弟的啟蒙

阿東是我的弟弟，他的學名是鎮東，比我小十三歲半。一九五二年一月，我高中畢業在家準備考大學時，他祇是四歲半，要等到次年夏，滿了六歲才能開始上小學。

當年臺北的私立再興幼稚園，是一流的，它的入學不易及學雜費昂貴亦是同樣的聞名。因為阿東很聰明靈活，我為了好奇，很想讓他去再興幼稚園報名，面試一下，出發點純粹是去試試看，因為我知道家裡沒有那個財力讓他去上幼稚園。

一天的上午，我就帶阿東去再興幼稚園報名面試。結果人家真的收了他，雙親與我都為此感到意外的高興。這對阿東而言，記下了「考取而不去」的紀錄。

四月間，因父親去宜蘭工作，我家就從臺北搬到宜蘭去了。我到宜蘭的戶政機關辦理戶籍遷入手續時，就請問那位承辦小姐：「我弟弟馬上就滿五歲了，下學期能不能讓他開始上國小？」她說：「按規定是要滿六歲，才能進國小一年級。」我於是接著再問：「我弟弟很聰明，能不能讓他先唸唸看，如果他成績不好，明年他六歲再從一年級唸起，也沒有關係，小姐你看好不好？」我真沒有想到她的回答居然是：「可以讓你弟弟試試看，我現在就替他登記進你家附近的光復國民小學 ，在開學前不久，你們會收到他的入學通知。」因此，阿東比一般學童早了一年上國小，換句話說他是五歲開始啟蒙的。當年也許因為宜蘭還是一個未發達的城市，縣裡學童也沒有那麼多，於是承辦員就通融了一下。這也算是機緣吧，如換另外一位承辦員，可能就不成了。

阿東在宜蘭光復國小唸了一學期後，父親被調職，家又搬回到臺北市。我去臺北城中區公所辦理阿東轉學的手續時，立即被承辦先生發現，阿東學齡未到，就已經上了國小。他當時很嚴肅地對我說：「你弟弟現在不能轉學，因為不合規定。」我馬上接著對他說：「先生，我明白你的道理，但是我弟弟已經開始上學了，現在要他停學一年，總是不太好嘛；如果先生能讓他現在轉學，這不是先生的錯，是宜蘭縣那邊出了差錯，先生同意我的看法嗎？」那位承辦先生聽了之後，立即笑笑地向我表示：「好吧，就讓你弟弟轉學，去上東門國民小學。」辦完了手續，我正在向他鞠躬道謝時，他又對我說：「宜蘭小地方，辦事的人不懂法規，才會有這樣的錯誤。」我祇好笑笑地離開了。

阿東上光復國小與東門國小的第一天，都是我帶著他一起去，讓他熟悉從家去上學的路，也認識一下他的老師與教室。記得在宜蘭的時候，有一段日子因臺北的潘表伯母生病住院，母親去臺北照顧她，日常的家事就由我代母親負責處理了；晚飯後，我替阿東弄好洗澡水，讓他洗完澡上床睡覺時，都會要他唱一些從學校裡學會的兒歌給我聽，他唱得很順口，也很好聽。一九六四年，阿東從臺北的師大附中畢業後，即被保送入臺大機械系，之後來美深造，獲得美國柏克萊的加州大學（UC Berkeley）的博士學位，事業有成，家庭幸福，現早已為人祖父了。

雖然、我已不記得五十多年以前，阿東唱給我聽的那些兒歌，但他提前一年啟蒙的經過，我至今仍記憶猶新。

二○○六年九月廿五日於馬州

刊於華盛頓新聞    2006年9月28日

懷念壯生伯伯

上了年紀的人常會想起往事，尤其是當你翻閱陳年照片或重讀舊信時，最能引你進入回憶的境界，它會使你懷念故人或重溫喜悅、遺憾、哀傷、痛楚．．．。

最近在杭州的一位堂甥女俞劍萍，托我的表甥梁一橋轉來十五張她家的老照片。除了她的母親季煥芬以外，她的父親、她自己、兄姊、跟家人晚輩、我統統都未曾見過面。從這些照片背後的附註，才使我認識了劍萍家屬上下各人的臉孔，其中有劍萍母親的墳墓照，還有劍萍雙親生前跟兒女孫輩們的合影，以及下代各自家庭的福照。所以，這些照片對我而言是很珍貴的，非常謝謝劍萍與一橋。

劍萍的外祖父是季壯生，跟我父親是同一個祖父。所以，劍萍的外祖父和我父親是堂兄弟，是我的堂伯，她的母親是我的堂姊。據說，現在俞家子女在杭州個個康健，興旺，事業有成，生活安逸富裕，令我感到欣慰。

這些照片經我手中反覆端詳了無數次，使我很自然地，沈湎追憶六十年前的壯生伯伯。

我的祖籍是在溫州市（從前是永嘉縣）的甌海區，澤雅鎮，林垟鄉的下店頭。地處溫州市跟瑞安縣與青田縣相交接的高山地帶，離城區約有八十華里；六十年前，該處對外交通極其落後，其中有五十華里需徒步翻山越嶺，到達鄉下的瞿溪，還有卅華里需乘小木舟，始能進城。壯生伯伯生前就在那窮鄉僻壤的貧困地區，擔任鄉長有很長的一段時期。

對日抗戰期間，溫州淪陷時，浙江省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跟縣政府為了安全，就從溫州城區撤退到了山區的林垟，曾得到壯生伯伯多方面的協助。劍萍的父親俞大初，當年是專員公署或縣府的一名書記，也跟隨政府避難到了林垟，因此他和我堂姊煥芬相識，勝利以後結成連理。

我小學的最後一學期，是在民國卅四年（1945）冬，家鄉的「鑑宗小學」完成，這所小學是已故名作家琦君的養父潘鑑宗創辦的。畢業時，壯生伯伯建議我母親，把我送到鄰近的青田縣去上初中，從林垟翻幾個山即到，不必去溫州城裡唸了。事後，我好奇問母親何故？她告訴我一件我不知道的事：「壯生伯伯家祇有煥芬和芬妹兩個女兒，沒有兒子，很想要你過繼為他家的兒子，他曾對你爸提過這件事，你爸說沒有問題，可以這麼辦，但不一定就永遠住在這山區過日子，因為你還需要上學的；也許是這個原因，伯伯要你去較近的青田唸中學，他照顧你比較方便。」要「過繼」，乍聽下，我覺得不可思議；我因年幼，聽過也就算了，好像這跟我無關，不再放在心上。

我是在溫州城裡的建華中學唸初中的，三年都住校。壯生伯伯每年從林垟進城一次，參加縣政府召開的全縣鄉長會議，每次必定抽空和伯母一同帶著好吃的餅乾，來學校看我。當年溫州有一家頂頂有名的食品南貨店，叫「葉德昌寶號」，他們送給我的餅乾就是從那裡買的。他倆見我時，笑容滿面，問問我在校生活的情形，關心我的課業；最令我難忘的是他倆臨走時，都伸手摸摸我的頭，叮嚀我當心受涼，令我感到無比的溫暖親切；送他們步出校門，當壯生伯伯和伯母回頭看我時，我隱隱約約從伯母臉上見到了離別的淚水，使我難過！

民國卅七年（1948）秋，是我會見壯生伯伯的最後一次。翌年初，我畢業赴臺灣與雙親家人團聚，上高中。五月間溫州變色，不久就傳來消息，壯生伯伯已在家鄉遇害，慘死！父母親，大哥和我聞此惡耗，不勝震驚哀傷。

劍萍贈送的老照片，引起我懷念曾經關愛過我的壯生伯伯，他曾是我可能過繼的養父。一甲子的歲月已逝，物換星移，年逾七四的我，遠居異國，回首家族往事，仰天長嘆，不勝感慨！

我遙祈壯生伯伯安息！

二○○八年九月卅日於馬州

舅公爺

我祖母（季卓氏）有一個遠房堂弟叫阿喜。他的年紀也許跟我父親差不多。我們兄弟稱他舅公爺。他的老家，亦是我祖母的家鄉，是在浙江瑞安縣的一個山區，叫朱山。我家鄉是在溫州林垟，也是高山地帶，與瑞安、青田兩縣相毗連。朱山和林垟兩地的距離，徒步翻山越嶺，大約半天可到達。舅公爺家境貧寒，他不識字。記得抗戰勝利那年，我曾跟著大人去過他家一次，至今還有印象。

我家在林垟擁有一點祖田，祖父和父親都是讀書人；那個年代，我家境況在那窮鄉僻壤的山區，比一般鄉親要略勝一籌。母親嫁到季家後，據說舅公爺時常到我林垟的老家，來幫幫忙，一起過日子，跟我家很密切。

母親生前曾告訴我兩件有關舅公爺的事﹕

第一件事是，當年山區土匪出沒無常，地方治安不好；有一天土匪真的來林垟騷擾，那時父親遠在外地，祖母和母親匆忙地離開家，去後山避難，由舅公爺留守；一群土匪果然進入我家，經翻箱倒櫃之後，揚長而去；母親擔心她的一些首飾，是否安全；回到家後，眼看家裡劫後凌亂的樣子，心想首飾一定全被匪劫走無疑；那裡想到，舅公爺在土匪到達之前，就有預防，把母親的所有細軟，移放在廚房灶君的牌位背後，因此安然無虞，令母親感到意外，驚喜不已。

第二件事是，我哥哥少林是一九三○年出生在林垟，大約在他兩歲的時候，有一天不知何故，突然他不見了，祖母和母親在家焦急萬分；舅公爺立即外出，到處尋找，看到有一個人抱著一個男孩，就是大哥；他上去想要把大哥抱回來，那個人不讓，說﹕「我怎麼知道這個孩子就是你家的﹖」舅公爺很冷靜的跟他說﹕「你看，假如這個孩子願意讓我抱，這就證明他是我家的孩子，要不然他見生人去抱他，一定會哭的。」就這樣，舅公爺很順利，把我哥哥平安地抱回家了。祖母和母親看到，均喜極萬分。

由上面這兩件事，就知道舅公爺是一個忠實可靠，又機警負責的人。後來，父親在福建省擔任公職時，就讓舅公爺也去，還替他取一個名字叫志文。從那以後，卓志文就是他正式文書和身分證上的姓名了，然後介紹他在父親上班的地方當一名工友。漸漸地，他學會講一點普通話，認一些字，也會寫他自己的姓名，開始了他的人生新歷程。對日抗戰末期，他回到了家鄉朱山。

一九四九年（民國卅八年）對當今六十歲以上的人，是一個很難忘記的年份。那一年，國府從大陸播遷至臺北，大量的軍民撤移到臺灣，是所謂的1949年大遷徙。舅公爺就是那年，在溫州將要變色時，匆匆地告別其妻與幼子（國言），隻身從家鄉渡海來臺，與我們家再度會聚。父親依舊替他安插一份可以糊口的工友差事。

約在一九五○年代初期，舅公爺經同鄉的介紹，去臺北市懷寧街附近的復興書局擔任廚子，為局裡的員工準備中餐 。該局的創辦人是早年溫州聞人葉溯中先生（1902 – 1964），北大畢業，曾任浙江省教育廳長及正中書局的常務董事，是教育文化界前輩。有一天，約在中午時候，我路過復興書局，就進去看看舅公爺，他剛把午餐的菜餚與湯弄好，擺在飯桌上。我一看那幾樣菜的色與香俱佳，其味想必亦不錯，令我非常驚訝，立即順口問他﹕「舅公爺，你怎麼會燒出這樣好的菜﹖很像樣嘛﹗」他抽了一口煙，滿臉笑容，回答我說﹕「我這一點手藝，還不都是從你媽媽那裡學來的。」

我在臺大四年級（1955 – 1956）的時候，他已離開復興書局的工作，開始改售女士們的衣服，種類和款式頗多；他把衣服批發來，裝在一兩個手提包，或包袱裡，每天攜帶外出，挨家兜售；就憑這個辛勞的小生意，圖賺些微利潤，維持他的生活。在那個年代，這是臺北一些小市民謀生的另一行業。

每逢年節，母親多半會邀請舅公爺來我家共餐。有一次，我親眼看到，他拎著一隻活雞到我家來，一臉笑容的喊著﹕「少林媽媽，少林媽媽，我給你送隻雞來過節了。」母親高興的從他手中，接下那隻雞，熱誠的招呼他，請他喝茶，聊聊他的近況，最後還邀他晚上一起來共餐。那確實是一頓話家常、充滿喜樂的晚餐，我們一家人都看到舅公爺開心的神情。

我不記得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舅公爺因胡龍舅舅（我母親的堂弟）的幫忙，遷往臺灣省醫療物品公司的一個倉庫裡寄居。有一天聽說他生病了，我前往探望。他不是有什麼大病，看起來有點憔悴，顯出滿懷心事的模樣，眼角似有淚痕；他見到我，甚感意外；我沒多問，就猜想他一定是在思念闊別多年，遠在溫州家鄉的妻兒。一個隻身在臺的人，最怕是遇到身體不舒服的時候，會格外引起想念不在身邊的親人。當時我一想到這方面，慼慼之情，油然而生；我在旁趕快跟他聊聊一些輕鬆的話題，關懷他日常飲食與作息，以及小生意的情形；他平日愛喝茶，我把熱水壺裡的開水，添滿他床頭那杯已見底的茶水，遞給他喝；不多久，他露出笑容，情緒好些。在我告辭時，我問他﹕「舅公爺，現在幾點鐘﹖」沒有想到，他一邊看錶，告訴我時間，一邊把錶從他手腕上取下交給我，很誠意地說﹕「蕉森，這隻舊錶就給你，你是大學生，需要一隻手錶。」我立即婉拒了，並說﹕「舅公爺，我不能收你的手錶，你是做小生意的，每天到處走，比我更需要手錶，你還是留著自己用吧。」他還是堅持要我收下，於是我接著又說﹕「多謝舅公爺，我心領了，你知道我從來沒有過一隻手錶，已經很習慣了﹗」他有所失望似的，緩緩地重新把手錶放回到手腕上。當時那一幕我兩之間感人的互動，是很意外，印象深刻，至今已逾半個多世紀了，我記憶猶新。

從我臺大畢業後，接著是預備軍官（第五期）受訓與服役，然後就業。所以，我很難得有機會見到舅公爺了。但不時從家人那裡，會聽到他安康如常的近況。一九五九年十月底，我就離臺來美國深造，還時常會想起他。

大約是在一九七○年間，舅公爺因鼻咽癌症，在臺北逝世了，享年也許是七十歲。父親替他料理後事，安置骨灰，送他最後一程。他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生前離開溫州家鄉之後，沒有機會再跟他的妻兒相見一面。這是大時代的悲劇所使然，小庶民奈何﹖是命乎﹖在臺鄉友們每念及此，無不為之唏噓﹗

舅公爺是一位忠厚，敬愛的長輩。那一次，他在病榻前，把他僅有的那隻自用舊手錶，想要贈送給我，那份愛護晚輩和真誠之心意，永遠留在我心中。這些年來，每當我閉目沉思他生前，長期過著與妻兒隔離，寂寞又清苦的隻身日子，最後終老他鄉，我的眼睛會很自然地潤濕了。

刊於華盛頓新聞  2011年7月21日

每逢生辰倍思親

今天（元月廿五日）是我七十八歲的生辰。母親和父親去世先後已有三十三年和九年了。近幾年來因為歲數大了，每逢生辰，就有強烈倍思親的感覺。

大約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1943），有一天，母親突然發生牙關緊閉症（Trismus），兩手緊握拳，神志很清醒，就是嘴巴不能張開。這病症是她生平初次發生的。那個年代在溫州瞿溪鄉下，是沒有西醫的，中醫又救不了急。父親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情急智生，先讓母親躺下；他很鎮定的一邊從熱水壺裡倒了一杯開水（不是高溫），同時又要我立即去拿一個湯匙；父親的左手握著那杯開水，右手用湯匙把開水慢慢地餵進母親的嘴裡，起先因嘴緊閉，大部分的開水是進不去，都從嘴角流了出來，我即刻用毛巾把它擦乾；父親很有耐心，繼續不停的餵；我在旁邊心急如麻，眼淚直流，擔心母親不再能開口，怎麼辦？沒有多久，我們父子兩人看到母親的嘴漸漸地開始鬆開了，於是餵進去的開水份量也增多，兩者互為因果；最令人高興的時刻到了，是母親終於展開笑容，復原了，能跟我們說話，坐起來亦能自己拿著杯子繼續喝開水。她看我眼淚未乾，立即用手抹我的淚水，同時把我摟在她的懷抱裡，輕輕拍我的背說﹕「媽媽好了﹗放心﹗放心﹗」我聽了之後，心頭那塊憂慮的大石終於放下了，於是抬頭望著母親的笑臉，自己亦笑了起來。那次我親自在旁，見證了父親緊急處理與母親復原的整個過程，留給我的印象是十分深刻難忘的。

七十八年前的今天，我在江蘇鎮江的焦山來到了這個世界。俟我懂事後，母親告訴我，她生我是在過了半夜的時分，臨時找不到產婆，就由父親在家裡替我接生的。那時父親是廿七歲，也是他生平唯一的一次接生經驗，真是不容易。記得他生前曾教誨我，遇到任何危急時，首先務必要鎮定。從父親為我接生與處理母親牙關緊閉症的這兩件緊急事件，可以看出他如何處變不驚，轉危為安。

一九四五年我是上小學六年級，母親和我兩人住在溫州山區的林垟故居。那個年代的山區，是極端落後的，居民生活貧苦，連火柴或蠟燭都難得有；每家爐灶前面終年留有一個火種，用來生火，生了火之後始能煮飯及燒茶水；如火種熄了，需向鄰居那裡移植一個過來；交通方面非常不方便，居民進城，需一大早起來，靠徒步翻山越嶺，先下鄉到瞿溪，翌晨再搭小木船，從水路花半天時間，才能到達溫州城裡。現在早已開發有公路，交通很方便，時代進步了。

就在那一年，母親再次（也是最後一次）發生牙關緊閉症，周圍的長輩們見狀，甚為慌張，不知所措。父親和大哥都不在旁邊，我也頓時緊張起來，但想到父親要我鎮定的教誨，我含著淚水，一邊讓母親躺下，同時請在旁的伯母和嬸嬸，趕快去用火種，幫我燒些開水；在等待開水的那段時刻，我曾對母親說﹕「媽，你放心，我記得怎麼做，我一定會讓你張開嘴的。」有了開水之後，憑我的記憶，按照父親上次為母親緊急處理的方法去做，保持鎮定，不慌張，果然再次見效了。在旁協助或觀看的長輩們，個個驚喜萬分，似乎視我為神童。母親恢復過來後，笑著臉坐起來，用她溫暖的雙手摸著我的頭，跟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給歪丈時余克尼（這是溫州土話，就是普通話這回真是全靠你的意思，她生前祇說溫州話）」我的眼淚不自覺的又流了出來。當時高興的，不祇是母親恢復開口，亦是為我自己，居然能初次單獨處理緊急事情了。

記得母親在世時，每逢我的生辰，若我在她身邊，她一定會特地煮一碗陽春麵，麵裡加一個雞蛋為我慶生。我感念父親在七十八年前的今日，用他的雙手把我接到這個世界來。今午我在家也喫了一碗像從前母親為我煮的生日陽春麵，裡頭加了一個蛋，伯玲亦陪我喫了一碗。我很喜歡像這樣樸實與平淡的方式過我的生辰，因為每逢喫陽春麵加蛋會更能使我重溫，感念雙親生前的恩與愛。

二○一二年元月廿五日於馬州

刊於華盛頓新聞  2012年2月2日

毛衣

溫燕莉是伯玲在臺北一女中的學妹，兩人是好友，同於一九七六年秋開始至一九八六年，受聘為馬州蓋城中文學校（Gaithersburg Chinese School） 的老師，她們的友誼也就是從那十年裡建立起來的。我稱她溫老師已逾卅五年了。最近溫老師有雅興，學會織毛衣，把剛完成一件為她自己織的紅色披肩拍了照，用電郵傳給朋友們觀賞，伯玲也收到。我很高興亦有機會看到了那漂亮披肩的照片。

近年來，我和伯玲參加幾位朋友每月一次的中午餐聚，以餐會友，不但同享美食，又可高談闊論人間事，頗有樂趣。就是在這定期的一次餐聚上，我們很榮幸認識了劉漢壽博士賢伉儷。不久前的一次，他倆的座位正在我和伯玲的對面，他穿的是一件藍白色毛衣，伯玲認出是手織的，相詢之下，知道是他夫人為他親手織的。當時我順口就說﹕「嫂夫人替你織毛衣，讓我有所回憶。」

溫老師的披肩與劉博士的毛衣，都是手織的，勾引起我六十七年前母親為我織毛衣的往事﹕

一九四五年我十一歲，小學六年級，母親（1906 – 1978）那年是三十九歲，她和我住在故鄉溫州山區的林垟老家。山區的氣溫較低，冬寒夏涼；冬季較長，寒風刺骨，真是所謂嚴冬。我每天早上要背著書包，獨自步行離家，翻山越嶺，去附近的一個村莊叫廟后，上鑑宗小學。該校係名作家琦君（潘希真，1917 – 2006）的養父潘國綱（字鑑宗）所創辦的，他是我一位從未見過面的表伯。母親為了我在上學和放學途中保暖禦寒，所以要為我趕織一件毛衣。

母親替我織毛衣的過程是﹕把父親（1906 – 2003）的一件黃色舊毛衣洗淨、曬乾、拆掉，將拆下來的毛線先捲在一張椅背上，完畢之後，母親再用手把椅背上的毛線捲成好幾個毛線球；織毛衣時，母親通常是把一個毛線球放在自己懷裡；她一針一針不停地織，毛線球因毛線被織掉會逐漸變小，俟用完了，再拿另一個毛線球接著織，一直到整件毛衣織成完工為止。

記得有一天，必定是個禮拜天，因為我沒有上學，母親正開始要把椅背上的毛線捲成毛線球時，我不知那裡來的靈感，對她說﹕「媽，你把椅背上的毛線全部放在我的兩隻手腕上，我可以轉動手腕，這樣你祇顧捲你的毛線球，不需要一邊捲球，一邊又要移動你的雙手，好不好﹖」母親對我這個提問，並沒有覺得意外，立刻同意了。開始時我轉得慢，母親也跟著慢慢捲；有時我故意轉快一點，使母親亦隨著稍加快捲；母親始終露出慈祥的笑容，為了逗我好玩，也會採取主動快捲，於是我也得配合她轉快。當時我很得意出了這個主意，讓我們母子兩人彼此互動，能玩在一起，真是覺得既有趣又好玩，我高興得忍不住大笑起來了﹗母親見狀，滿臉笑容跟我說﹕「給南章姚池﹗（這是溫州土話，就是普通話這樣真有趣的意思）」很快就把我兩隻手腕上的毛線全部捲完了。真沒有想到，捲毛線就成為我和母親同樂的一個項目。童年時期，母親跟我一起玩的事，我現在還能記起來的祇有這一件，因為印象太深刻了，不容易忘掉。

幾天之後，母親把毛衣織好了，馬上要我脫掉身上的外衣，幫我把新毛衣穿上，然後雙手不停的在毛衣外邊，前面與後面，輕撫移動，目的是要看看我穿妥後的模樣，以及合身與否；我很喜歡母親特地為我織的那件毛衣，因為我看她一針一針把它織成的，而且穿在身上很暖和；當我看見母親露出滿意笑容的同時，她摟著我，母子不約而同地一起開心笑了﹗

慈母手中的毛線，愛子身上的毛衣。當時那一陣母子的笑聲，是親情至愛的流露；溫馨、醇濃的感受是隨著歲月的累積，一直延續到六十七年後的今天，令我更加懷念母親。

2012年2月28日於馬州

父親逝世9週年日

刊於華盛頓新聞  2012年3月1日

布鞋

始自一九九五年，每週六上午，祇要我有空，通常必定會去楊公承廉老師（現年九五高齡）府上，會同太極班的幾位多年老友，一起在地下室打太極拳及作相關運動。楊老師每次都穿著一雙黑色的布鞋，帶領大家運動，全程約有一小時。運動時我站立的位子，正是面對著楊老師；雖然每次我都聚精會神在跟隨著他做各項動作，但有時因注意到他腳上的那雙布鞋，會很自然地讓我分心，因為它令我想起童年時代，母親為我做布鞋的往事。

在我進初中（1946年）以前，祖母（1883 – 1943）、父親（1906 – 2003）、哥哥和我所穿的布鞋，都是出自母親（1906 – 1978）的雙手；她製做的過程與辛勞，我知之甚詳，永遠忘不了。以我為例，當年正在成長中的我，腳的大小每年也都有變化，所以母親每次在為我做布鞋之前，首先讓我踩在一張黃皮紙上，她彎下身子，用鉛筆把我的兩個腳底板的形狀，仔仔細細描在那張紙上，經修剪後，成為她準備替我做新布鞋的鞋底紙樣板。

她把家裡不能再修補穿著的舊衣，拿來剪成一塊塊，大小不一，有的比兩隻鞋底的紙樣板合起來要大一些，有的較小，視舊衣可剪用的情況而定。然後準備一碗漿糊，把剪下來其中最好、又最大的那一塊布，放在一個墊板上，用漿糊把大大小小的布塊，一層一層平平地黏起來，黏到所需的鞋底厚度為止；為了美觀，最後那一層必須亦是整塊，不能拼湊，其大小如同第一層一樣。這樣層層相黏成的布鞋底板，經太陽曬乾後，於是母親拿了一把菜刀，用鄉下人傳統的磨刀方法，將菜刀的兩面都在一個粗糙的碗底那裡磨上幾下，使刀鋒變利；然後，她用這把剛磨利的刀，對準布鞋底板的正中央部位，用力拉了幾下，才能將它切開，一分為二。這兩塊就是用來製做我的布鞋的一雙鞋底。我曾好奇問過母親，為何不一開始就分兩塊來黏，省得後來再把它切成兩塊呢﹖她笑笑地對我說，若兩塊分開來黏，厚度有可能不一樣，做好了鞋子，穿起來走路就會不舒服了。原來如此，我才知道母親這樣做是有她的道理，心中覺得她好了不起啊﹗

母親把那兩張修剪妥的腳底紙樣板，放置在剛黏成的鞋底板上描下來，兩隻鞋底周圍的輪廓，就很清楚呈現出來了。母親選用較大號的針與米色粗線，就在層層相黏的布鞋底周圍內，一針一針的穿釘起來；始自鞋底版的中央，一環一環地向外圍穿釘。由於鞋底版的厚度與裡面的乾漿糊，用手往往不易把針貫穿過去；所以，母親右手的食指上總是佩帶著一個金屬的頂針，借助它來頂穿，克服這方面困難。 把一隻鞋底版穿釘完成之後，在尚未開始穿釘第二隻之前，我問了母親一個問題﹕「媽，為何你不從鞋底版的周邊開始穿釘呢﹖」母親的回答，大意是說，若從周邊開始穿釘，因鞋底版的布受到穿釘壓力，會向中間部位推擠，那裡就會鼓起來一點，比邊緣要厚些，這樣不但越到後來越難穿釘，而且最後完成的鞋底會不平坦。我聆聽母親這番經驗之談，更覺得她的偉大。俟兩隻鞋底版穿釘告一段落後，母親又磨了她的那把菜刀，小心翼翼地，把每隻鞋底版周圍那些多餘部分的布頭切除掉，切得很整齊,很像樣。於是一雙鞋底的製做工程，始告完成。整個穿釘與切邊的過程，是很費母親的心神與時間。如今時逾六十六個年頭了，我仍能記起，每當她完成製做鞋底的艱難過程之後，她臉上所顯露出會心微笑的神情。

有了鞋底，還要有鞋面，才能算是一雙完整的布鞋。母親每次都選用黑色的斜紋布來做鞋面。鞋面腳背前端的式樣是男女有別的，通常女的是半圓形，男的是尖狀。母親先把鞋面布剪裁後，加上米色的襯裏，再將腳背部分的邊沿縫妥之後，用木炭熨斗來熨平，然後把鞋面有襯裏的那一面朝外，一針一針縫在鞋底裡頭那一面的邊緣上；俟周圍統統縫完了，再加縫一層米色的布，把鞋面與鞋底之間連接的縫線與針腳，全部遮蓋住了，這就成為有裡子的鞋底的一面了，看起來清爽美觀。母親用同樣的方法與程序來完成另一隻。

最後一步，是將已製做成形的一雙布鞋，用雙手把鞋面的正面從裡面翻到外面來。因為鞋底有硬度，不能很快或一下子就能翻得過來，需要有耐心，一點一點，慢慢地翻過來，以免鞋面腳背前方的尖端部位受到破裂，前功盡棄；母親是很小心的把一隻順利翻成之後，再來弄第二隻。俟全部大功告成，母親必定是以她最歡心的語氣喊我﹕「蕉森，鞋子好了，你快來穿穿看﹗」這個時候我過去，母親一定是要我坐上椅子，她彎下身子，用雙手把我腳上的鞋子（有可能是草鞋）脫掉，換上這雙新的布鞋， 再摸摸兩隻鞋的四周，滿意了，才讓我下來走一走；我很得意，立即大步走了幾步，轉過身來，看見母親那副自滿的笑容，我立即過去抱著她身子，好一會兒之後才鬆手，於是很興奮的說﹕「媽，我有一雙新布鞋了﹗」一抬頭，就看見了母親眼角的淚痕；我才知道母親已把整個製做過程的辛勞，化成為欣慰的淚水。母愛又一次深深地烙印在我童年的心頭。

母親生前為這個清寒的家，勤儉辛勞一輩子，從無怨言，亦未曾有過些微享受。我每念及此，深感不孝，愧疚終生﹗

2012年4月23日於馬州

刊於華盛頓新聞  2012年4月26日

憶故鄉，又念舅舅

溫州上河鄉地區有個重要鄉村叫瞿溪，是母親的出生地，也是我的故鄉；那裡有已故名作家琦君（潘希真）表姊的養父（她的親伯父，也就是她作品中的父親）潘國綱的故居，佔地廣闊，庭園優雅，從前鄉人稱它為潘宅；從瞿溪上去就是山區地帶了，我的老家是在最高山區裡的林垟。瞿溪是位於鄉村與山區交接處，它有一條狹窄的街道，稱之為瞿溪街；沿街開了許多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商店，例如南北雜貨、布匹、中藥、豆腐、醬醋、食鹽、生麵、餐食、以及其他民生日用品等諸類。那裡還有一條河流從瞿溪附近的上河頭通往溫州城，該河是早年城裡與上河鄉之間不可或缺的交通要道。

一九四九年以前，山區有許多村落的山胞是從事紙業的生產；那類紙張不是什麼高品質，而是一種淺黃色的粗紙，每張大小約一平方呎，也許還要大些。上海在溫州有代理商，專門收購這類粗紙；在瞿溪有他們的經紀人，替代理商選購，集中起來，由河運到溫州城裡，再轉往上海。所以瞿溪就成為從前山區紙業的集散地。

當年從事紙業的山胞們，把產品（粗黃紙）捆扎起來，每一捆大約有四呎高。除了舊曆新年外，他們用扁擔，一人至少挑兩捆產品，每天午前，從不同的山區村落，紛紛至瞿溪會集；紙捆就停放在瞿溪街商店的前面，以及商店裡面的空餘地，排得滿滿的。每天的中午至下午二時半之間，是銷售與收購交易的時段，有好多本地的經紀人代表不同的公司行號，來到瞿溪街頭，選購山胞出售的粗紙。賣者找買主，買者選賣主，講價還價，整條街一時人潮擁擠，熱鬧非凡，就像個典型的集市場。這個時段也就是瞿溪街各商家生意興隆、最忙碌的時候，一片繁榮景象。在我記憶中，一九四五至四九年間，是瞿溪街最為興旺鼎盛時期。

因父親工作關係，我家人於抗日勝利後，即移居臺灣。一九四六至四八年，我是隻身留在溫州，在城裡上初中，每逢假期都到瞿溪，寄居舅舅家。一九四八年暑期，我唸完初三上，經常在舅舅開的南北雜貨店裡幫忙；店名胡新泰寶號，是聞名遠近，首屈一指的；在山區和附近鄉鎮，一提胡新泰三個字，真是無人不知，人人皆曉。有一天下午，店裡生意最忙的時段已過，舅舅顯得很輕鬆，滿臉笑容跟我說﹕「季先生，我們一起去剃頭好嗎﹖」我興致高昂地立即就跟他一起去了。

那個年代，溫州鄉村是很落後的，沒有電力，晚間通常是用蠟燭，或菜油燈。剃頭師傅的工具當然全是用手操作的。瞿溪街祇有一家剃頭店，它的前面對街是同仁堂，後面就是曾任鄉長的地方聞人楊柱六先生的住家；楊鄉長的模樣，我至今還有印象，他的二兒子叫楊天麒，是我瞿溪初小的同班同學，早年夭折。這家剃頭店除了師傅，還有一位年齡跟我差不多的學徒。因為暑期天氣炎熱，店裡別出心裁，裝了一個人工風扇；它是利用破舊的草蓆，剪成一大塊，吊在剃頭椅子上空，下端結上一根粗繩子，用手把繩子一拉一放，就產生了風，它的強弱，是由拉放動作的快慢而定，就像手扇子的功能一樣。這個人工風扇都是由這位學徒來操作的，讓顧客稍有涼爽的感覺，算是大熱天的一種小小享受；此外他們還有一架使用發條的舊留聲機（也許是借來的），放流行歌曲，供顧客聆聽，亦都算是剃頭店提供的額外服務，招攬生意。在當時的環境，它算是鄉村裡一流的剃頭店了。

舅舅和我一到這家剃頭店，師徒兩人都熱誠地向我們打招呼；尤其舅舅是胡新泰的老闆，瞿溪街上是沒有不認識他的人。那時剛好沒有其他顧客，於是舅舅對我說﹕「季先生，你先剃吧。」我立刻接著說﹕「當然舅舅先。」師傅聽到他喊我季先生，十分驚訝地對舅舅表示﹕「他還是個小孩子，那有舅舅叫小外甥為先生﹖我從來沒聽過。」這時舅舅滿臉笑容跟師傅說﹕「我這個小外甥是讀書人，我常常叫他季先生。」讓我在旁聽到很難為情，怪不好意思的﹗那時我是十四歲半，初中還有一學期才畢業。

舅舅剃頭跟一般大人一樣，當然是來個全套的，包括剪髮、修鬍子、修臉、還有挖耳朵（清理耳屎）和洗頭（冷水）。那位學徒彬彬有禮，先把留聲機的發條上緊，放出來的是花好月圓與夜上海等當年最流行的歌曲，讓我們欣賞，然後他開始操作人工風扇了。

在人工風扇的涼風裡和優美的流行歌聲中，舅舅在椅子上打起磕睡了；坐在一旁的我，注意到師傅手中的修臉刀，在有意的緩慢動作下，小心翼翼地修舅舅的臉，好讓他多享受一下磕睡的美好時刻；我亦很清楚的看到平時忙碌的舅舅，這時顯露出他安祥鬆懈（Relax）的臉部樣子；當時除了留聲機出來的歌聲外，祇有師徒兩人各自職司上不同的動作與舅舅磕睡的表情，呈現出平和的氣氛，雖然很短暫，卻留下深刻的印象；六十多年來，不時會令我追憶。

舅舅剃完後，輪到我就簡單多了，祇是剃個頭而已，沒有修臉、挖耳朵、修鬍子之類的額外項目。

在歸途中，舅舅很正經的跟我說﹕「你有沒有注意到那位剃頭的學徒對客人很有禮貌﹖工作認真努力﹖」我回答有。他接著說﹕「任何一行的學徒，開始時至少有一半的歲月，是在替師傅做打掃工作，幫忙處理雜事，學習待人接物的應有禮貌，最後才學習真正行內的事；可見品行比本事來得優先，你要懂得這個道理，不要以為人家當學徒的都在替師傅做雜事，不學正經事，浪費時間。」我一聽立刻表示﹕「舅舅，我的陳校長經常對我們說，品德和健康比學識更為重要，你跟他講的完全一樣，我懂了。」我真沒有想到，舅舅接著是這樣說的﹕「你的校長真好，教你們做人的道理，我知道讀書人都懂得比較多，所以我常叫你季先生。」於是他邊走邊笑起來了，還用手拍拍我的肩膀，而我卻又一次感到很不自在，無地自容。

半年後，一九四九年的元月，我與舅舅一家人告別，離開了故鄉，到臺灣與雙親、兄弟團圓。同年五月間，溫州變色；歷經清算鬥爭與折磨後，我敬愛的舅舅於一九五三年去世了，享年六十二歲。

我記不起幾歲開始理髮的。按我現年逾七十八歲來估計，今生理髮的次數，必定超過一千二百次。祇有跟舅舅相伴去剃頭的那一次，留下了永恆記憶，尤其是舅舅對我講的那些話，多少年來我時常還會想起來，有所領悟。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全國不斷地飛躍進步，故鄉的建設亦跟著快速發展。溫州山區公路四通八達，從前的粗紙製造行業早已走入歷史，瞿溪已是目前大溫州市區的一部分；鄰近的上河頭早已取代了昔日風光的瞿溪老街，成為新穎的繁華商業區；真是風水輪流轉，卅年河東，卅年河西。琦君文學館於二○○一年十月，在瞿溪從前潘宅的主建築樓內落成開放，成為故鄉的人文景點。六十多年前瞿溪那種純樸的鄉村風貌，祇有在我的記憶中去追尋回味了。最令我思念的是舅舅生前不尋常的稱我季先生，以及他對我如同親子一般的愛護與親情，我永遠感恩，忘不了﹗

2012年8月15日於馬州

日本無條件投降67週年日

刊於加州聖地牙哥2012年10月份華人雜誌

轉載於華盛頓新聞  2012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