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花 vol 1

By Jean Tren-Hwa Perkins

这个故事关于一位女性的一生，从贫困到丰足，后又 遭受逼迫。时局动荡，境遇多变，她却一直坚定地为了活 着而努力。本书描绘了在充满战争、革命，以及全球格局重建 的动荡时期，一个中国女孩的传奇一生。当事者的 回忆亲述，真实的家庭故事描绘，由当事者儿子娓 娓道来。" - 《最后一班离开上海的船》(Last Boat out of Shanghai) 作者Helen Zia "一本不看到最后无法放下来的书，甚至看到了最后 都不想放下。" - 《新中国回忆录》(Betwixt and Between: A Memoir of New China) 作者Margaret Sun

• Language: English
• Publisher: Earnshaw Books Ltd
• Release date: Jun 1, 2022
• ISBN: 9789888769384

Jean Tren-Hwa Perkins

Jean Tren-Hwa ("Spring Flower") Perkins was born in a dirt-floor hut near the Yangtze River in Hubei province in 1931 and was given up for adoption to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uple, Dr. Edward Perkins and his wife, Georgina. She attended English-speaking schools in China, and after Japan's attack on Pearl Harbor, left China with her family and for three years lived and attended high school in Yonkers, New York. In 1945, she and her family returned to Asia, and spent a year in British India before moving back to China in 1946, where Jean finished high school and began college. In 1950, Jean's parents fled China, leaving Jean behind. She attended Nanking Gin-Ling Women's College and Chekiang Medical College in Hangchow, becoming a renowned ophthalmologist, researcher, and teacher in Shanghai and later Hangchow. She returned to America in 1980 and was a research fellow in several top laboratories at Mass. Eye and Ear Infirmary (MEEI), an affiliate of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Harvard Medical School. She died in Brookline, Massachusetts,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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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两条江边的故事

上册 1931-1951

Jean 春华 裴敬思 医学博士

ISBN-13: 978-988-8769-38-4

© 2022 理查德 • 裴敬思 • 熊博士

BIOGRAPHY & AUTOBIOGRAPHY

EB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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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by Earnshaw Books Ltd. (Hong Kong)

谨以此书献给我敬爱的父母：

裴敬思医生与裴家纪女士

本书所述故事均为真实事件，惟部分人物姓名、

日期及地点或有调整。

卷首语

这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故事究竟该始自何处？多年来我这故事已有很多人听过，其中亦有不少人劝我将其录以笔墨，付梓出版。更有人赞这故事彷如童话，正是孩子们的读物，这点我虽不敢苟同，不过我的童年倒确如童话般奇妙与快乐。

很久以前，我在纽约州杨克斯读初中时曾一度醉心于英语文学，梦想成为一名作家，然而人生却为我另做了安排。我也因而得以从容酝酿我此生的唯一著作，推敲从何落笔，构思如何铺陈。但即便如此，写作仍是一条畏途。虽然每个人的经历落在纸上都足以成章，真正坐下来将自己的故事付诸笔墨者却鲜有人在。我反躬自问，自己与这芸芸众生又有何不同？追忆往昔的锥心痛苦又是否值得？更何况这故事又如何能为当代读者提供些微裨益？

首次执笔的作者或许大多要经历这番自省。我久久枯坐案前，竟然全无勇气执笔展卷。胸中虽澎湃着千言万语，脑海中却全无头绪。即便狼狈如斯，也还聊足称为有所收获。而在那些了无成效的日子中，我只能麻木地躺在成堆的故纸旧照与往日信札间，任由浩瀚的往事将我埋没。半个世纪前的复写纸腐气刺鼻，每每令我呼吸惟坚，几欲昏厥。更有数次，我呆望着眼前的旧照涕泪纵横，悲痛得难以呼吸，仿佛被无形的手扼住了咽喉。

日月如梭飞逝，我开始担心这著书计划将以白卷告终。我意识到自己多半无法手书完成初稿，因为关节炎正在爬上我的手指，令我不久前还稳如磐石的双手开始颤抖。我斥巨资购得一部打字机，却发现这东西并非自动弹奏的钢琴，无法自行输出文字——艰巨的工作究竟还要靠我身体力行。纸笔换做了新买的打字机，我却依然呆坐于昏暗的书房，望着白墙任凭时光流逝。于是我便租赁了一间有窗的书房，凭窗望去，咫尺之外便是一丛鸡爪槭。这美丽的幼树唤回了汹涌的回忆，冲刷着我的心田。一年来的暴食令我体重上升，我只得另辟蹊径，开始沿河慢跑并在运动中寻找创意。我本期望在跑步后记下偶得的创意，却发现精力每每被跑步耗尽，刚刚坐下便在打字机前沉沉睡去。

那是一个平淡阴郁的礼拜日下午，我在慢跑时突然灵光一闪：这书应当写我的故事。而今看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而我却竟一直不曾想到。我奇迹般地敲下了八个字：我的一生，胡春花著。这便成了本书的暂定名。不知觉间又是几次礼拜日慢跑过去，这一天我在一堆文件箱间醒来，浑不知身在何处。我抹去双颊上的淋淋汗水，呆呆地望着那些箱子。多亏母亲保存，又拜表姐伊芙琳 (Evelyn) 悉心保管至我返美，这些文件方才得以幸存至今。我打开一只箱子，胡乱翻动着其中的文件，一个记载着父亲生平的文件夹突然映入眼帘。终于找到了！故事虽是讲述我的经历，却须由他人开篇，尤其是那些赋予我生命之人。因此本书故事的主角其实正是那些赋予我宝贵生命的善良美好之人，以及我在生命长河中有幸邂逅的人们。

我有双重父母。生身父母不过给了我这具躯体，而我的真正生命却全拜我的养父母所赐——既家严裴敬思博士，和家慈裴家纪夫人。我的美国父母于1918年在中国江西九江设立了当地首家男子医院——九江生命活水医院 (英文名：Water of Life Hospital，简称：WLH)。他们植根于华中地区长江南岸的这座乡间小镇上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呕心沥血为中国百姓提供医疗福祉和精神指引。家严中文名为裴敬思，家慈则名讳裴家纪。¹

若非养父母的关爱与悉心照顾，我早已不在人世。拜他们所赐，我方能于这大千世界中扮演一个渺小的角色。不过且慢，现在还是容我从头说起。

中国有条著名的大河。这河在英语中称为扬子江 (Yangtze River)，而汉语中则多以长江称之。长江汇集了冰川融水，由海拔一万六千英尺 (译者按：约五千米) 的青藏高原奔腾而下，一路逶迤东行四千余英里 (译者按：约六千四百公里) 直至上海附近，最终注入中国东海。自远古以来，伟大的长江便为中国西南、中部及东部的人口稠密区源源不绝地供应着生命之水。无论是烽烟滚滚、战火纷飞的兵荒马乱和动荡岁月，还是每隔数百年便如期而至的朝代更迭与江山易主，这条伟大的河流始终一如既往地陪伴相随。数千年来，中华历史也始终与长江密不可分地纠缠交织在一起。

然而在悠长的历史中，长江带来的并非只有美丽、创造和勇气，也有着1931年的长江洪灾——二十世纪中死亡人数居冠的自然灾害之一。尽管数千年来中国百姓始终在洪水侵袭下，而这次洪灾却一举夺去了近四百万条生命——有人直接溺毙，而更多的人则被洪灾后的饥荒和瘟疫夺去生命。灾民大多是贫苦凄惨、困顿无依的农民，而当时正在战火中焦头烂额的执政者国民党政府亦无力提供任何援助赈济。

关于这场人间惨剧，家母裴家纪曾记述如下：

1931年，长江流域洪水泛滥，令我等得以再次援助中国百姓。长江位于九江一带，河道平日仅阔一又二分之一英里 (译者按：约合2.4公里)，而今岁汛期竟泛滥达三十英里 (译者按：约合48.2公里) 之阔！及至长江下游，河道扩张更甚，至南京附近处竟泛滥至一百二十英里 (译者按：约合193.1公里) 之阔！北岸大片田亩皆尽没于水下。九江虽居南岸，亦遭洪水荼毒，幸其烈度不似北岸之甚。北岸农人尽失家当农具，家园牲畜亦淹没水中。因此纷纷南逃至九江，寻求救援赈济。我等于九江生命活水医院中搭设临时栖所多处，诊所亦日夜运作救济灾民。幸喜我等尚有牛奶可供婴儿食用，从而救济幼婴多名。其中便有一名婴儿，名叫春花 (意为春天的花朵)。

本书故事便始自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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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养父母的全面背景、中国现代历史以及在华基督教传教使团活动简要总结请参见附录。

卷一

滔滔洪水：我出生的故乡

1

我来到世间时正是一个春天的夜晚，而我出生的故乡是在湖北省境内一个名为黄梅镇的小镇。小镇坐落于长江北岸，与江西省九江市恰好隔江相望。那是1931年，黄梅镇还只能算是个农业村落，镇上百姓大多是贫困的农民，而他们的居所便是以泥坯为墙、稻草为顶敷衍搭建的窝棚。这些窝棚成百上千，远远看来别无二致，都是一般地狭小局促，散落在长江沿岸。其中一间窝棚中，便住着穷苦的胡姓农民一家。而这一天的凌晨，窝棚中竟然传出一阵激动的嘈杂声。

胡家的女人正在临盆。她听说生产的时间会在子夜至凌晨两点钟之间。家人在当地请了个产婆接生，然而这位助产士却不曾受过任何中西医的培训，唯一的工具也只有一把锈迹斑斑的剪刀——她的主要职责便是剪断脐带。我无法理解他们选用这工具的理由，不过据这位产婆说，生锈的剪刀能够为新生儿带来好运。

消毒灭菌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还是个鲜为人知的概念，农村地区更是如此。平民百姓待产时不会准备洁净的毛巾或消过毒的器械，产婆用来包裹新生儿的也只是打着补丁的肮脏被单，而尿布则更是以污秽碎布充当。这种条件下出生的婴儿可以说是命如蝼蚁，即便侥幸逃过破伤风之类的致命感染，也难以在饥荒中幸存。因此能够活下来的新生儿必须极度坚强。然而在这深更半夜时分，这些问题却都不是胡家人和产婆所担心的。

胡家的男人站在门口，忐忑不安地等着产婆宣布婴儿的性别。他来回踱着步，盼望着能收获一个男丁。女人也抱着同样的希冀。大颗的汗珠从她脸上滚滚而下，她却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因为生产时大呼小叫是不合体统的。这个婴儿远非他们的头胎——算上那些中途流产和死胎的话，女人已经记不清这是她的第七胎、第八胎还是第十胎。

终于，我以一声宏亮的哭声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到来，也结束了生母的这场煎熬。

妈妈是汉语中对母亲最为常用的口语称谓，类似于英语中的Mama或Mommy。世上所有的妈妈都是一样，分娩的痛苦尚未完全消散，便已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孩子是男是女。接生婆抖落裹在我身上那块血淋淋的裹布，将我递到妈妈手中。随后她便端起盛着血水的木盆出了门，告诉正在门外踱步的男人可以进屋了。

这时妈妈已经意识到我只是一个女婴。不！随着她的嘶喊，强烈的阵痛再度席卷而来，一同袭来还有精神上的痛苦与愤懑的失望。她向接生婆嘶吼着：你看错了吧！你再看一眼，这次一定是个男孩！接生婆一言不发，只是走回床前将我高高举在妈妈面前，分开我的双腿让她自己看个明白。

天呀——又是个女孩！妈妈撕心裂肺地一声喊叫后便丧气地倒在枕头上，精疲力竭，心如死灰。

胡家男人在门外听到了我的性别，便连进屋看一眼都省了。他提着鞭子，怒气冲冲地朝自家仅有那只宝贵的水牛走去，准备将一腔怒火发泄在这牲口身上。天啊，可怜这老牛每日勤恳耕耘，鞠躬尽瘁，竟然还要遭受这样的无妄之灾。

老胡这个一向寡言少语的男人深知男丁对于一个农民的价值。而对于已经不再年轻的他而言，男丁则更是至关重要。哮喘和肺结核正在蚕食着他的身体，令他总是气喘吁吁。在我之上胡家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当年十二岁，排行老六，在我出生前已经因肺结核而奄奄一息。因此老胡的忧心不难理解。更糟的是就在我发出第一声啼哭后不久，老六便撒手人寰。而老胡则将老六的离世归咎于我——妈妈是因为怀了我才会无力照顾老六。那一天，老胡彻夜未归。

妈妈对我性别的担忧却是另有现实原因。首先她已年届四十，生育能力正在逐渐消退。尽管她前面已经生了三个儿子，但在中国，一个家庭永远不会嫌儿子太多。相反，女儿却只是麻烦。除去死胎之外，妈妈已经生了两三个女儿。而当我的这几位姐姐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妈妈就不得不挨家挨户地为她们寻找婆家——这绝非一件易事。她要拜访那些家境尚且过得去的人家，百般哀告恳求对方将自己的女儿纳为童养媳。对方一旦首肯，她便将襁褓中的孩子留下。

在当时的中国，许多无力抚养女儿的家庭只是将新生的女婴丢在陌生人的家门口任其自生自灭，但妈妈却无法狠下心肠。她希望确保女儿有人家收养，纵使这人家远些，她也总算能知道个确切所在。她不惜这番周折，只是为了心中能够多少安宁一些，在深夜可以合眼入眠。而其实她心中也明白，自己送出去的这些女儿纵然勉强能活到十几岁，也只不过是寄人篱下的童奴而已——她自己当年便是这样熬过来的。

没有关爱，只有嫌弃，我在来到这世界的头一天便被生身父母以冷眼相看，而这只因我是个女孩。然而在旧日的中国，我这样的遭遇本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所幸作为一个婴儿，我对大人心中这些算计浑然无知。我唯一知道的，便是自己肚子总是在饥饿中。

妈妈望着我长叹一声，我究竟再到哪裡去给你寻个婆家呢？她从未动过亲自抚养我长大的念头。我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仿佛已经洞悉了她的痛苦和我被遗弃的命运。我们这样的人家是养不起女娃的。女娃又不能传宗接代，谁会管她们的死活。妈妈轻抚我的胸膛，口中自言自语地喃喃说道。这想法虽令她恐惧，却多少安抚了她的良心。妈妈想要对我做出笑容，我却全不领情，紧闭双眼不做理会。想到这额外的一张嘴，妈妈的笑容也渐渐消逝了。

男娃要金贵得多，妈妈梦呓般地喃喃说道，又能传宗接代，延续子孙，将来爹娘老了也能靠得上。最惨莫过家中没有男丁啊，就算活到老也是活受罪！这可怕的想法令妈妈不寒而栗，随后她又总结道，最要紧的是儿子能给父母送终。一大群孝子哭丧守灵，那才算得上是风光大葬。

妈妈是个好女人。她忠于家庭，一切行动都从家人的利益出发——当然是按照她自己的见识来看。她怀着那个时代典型的女人思想——她们从未有过读书的机会，对自己所居住的那个贫困村庄外所发生的一切全然无知。

破晓时分，妈妈迟疑着忍痛爬下床。作为一个农民的妻子，即便在生产的当日她也不能躺在床上无所事事。她精疲力竭，但还有一家人要吃饭。男人和两个儿子在田里劳作一天，回来时一定会饥肠辘辘。时节正是早春，插秧的活计正压在头上。

在那些年月中，妻子像奴隶般在她们的丈夫身后侍候。这种可怕的传统已经盛行达数千年之久，无论一个家庭是贫贱还是富贵。而女人们也大多都认了命，忍辱负重地默默承受。也有个别桀骜不驯的会奋起抗争或离家出走，却总会被捉回来严厉惩罚——等待她们的多半是野蛮的殴打。胡家的男人无意改变这传统，不过与旁的男人相比他还算脾性温和——这对妈妈来说可算得是不幸中的万幸。男人只是偶尔打她而已。然而几年之后我却听说，妈妈有一只眼看不见了。

事实上女孩在家中也能派上用场，然而妈妈却永远没有机会得知。倘若她当年将大女儿留在身边，或许她分娩那天的清晨就会有人帮忙。然而她并没有留下大女儿，因此在那间昏暗的窝棚中，陪在她身边的只有我——而我对她又全无半点用处。

终于，男人从稻田裡回到家中。他已经赶着那头挨了揍的水牛犁过了水田。妈妈望着男人盖满泥水和倦色的脸，招呼道，回来了？随后又指着我问道，她还没个名字，就算是女娃，好歹也该有个名字吧。男人的怒气还没全然消散，却也并未反驳。

女孩的命名，大多取字当季开放的花朵。然而男孩则完全是另外一套程序。家长会寻访当地的阴阳先生，请他按照孩子出生的年、月、日、时加以推算，取下吉利的名字。同时为了保护儿子不受邪魔恶灵侵害，男孩的大名只有在学校裡或特殊场合才会使用。而在家的日常生活中，男孩的称谓则代以狗子或虎子这类动物，以便瞒过邪魔恶灵，令其误以为家中并无男孩，从而免受其害。

给我起名自然无需如此大费周章。我的生身父母几乎全未思考，便异口同声道，就叫‘春花’吧。春花者，意即春天的花朵。当时正是百花盛开的早春时节，因此他们也并未劳神确定究竟采用哪种花朵，只是笼而统之地一言以蔽。自然，他们也并未费神去记下我的出生日期。

我的生日往早里说，或许会早至1931年农历新年过后的几天之内。中国人将农历新年称为春节是有道理的，因为那正是春天的节日。这节日并非罗马公历中一月一日在农历中的简单对应，而更像是一年一度的庆典，用以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掌握农时，古代中国人创造了二十四节气来描述一年中的季节更替和气候变化。而这二十四节气其中之一便叫做立春，意为春天的开始，其日期就在春节后不久，早于罗马公历中的春分。

在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国南方，立春又恰好是梅子树开花的时节。自然，梅花自古以来便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就如同樱花之于日本。

这里我必须说明，我的名字春花正确的罗马拼写应该是Chun-Hwa而非Tren-Hwa。但或许是我的美国养父母将妈妈口中的Chun误听做了Tren，因而造成讹误。谁知道多年以后，这将错就错的Tren反而倒成了我名字中的神来之笔。

我就这样成了春花，而我的生日是在二月还是五月已经全然无从考证。父母虽然给我取了名字，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会留下我。妈妈仍然一门心思地为我寻找婆家，盼着尽早将我打发出门。

一连数月来妈妈都在四处为我寻找婆家，却全无半点希望。她用一对缠过足的小脚蹒跚而行，往返奔波于崎岖的乡间土路上，还要将我负在背上。这绝非一件乐事，但她却不得不下这番苦功，只是为了打动那些有望将我收作童养媳的人家——就像面试一样，人家必须见到我本人。背上多了我的负担，她那对五英寸长 (译者按：约合12.7厘米) 的小脚即使在平地上都难以保持平衡。即便如此，农忙时这可怜的女人还要下到稻田里去帮忙——我简直无法想象她是如何做到的。然而我必须为自己辩护一句——这些并非是我的过错。我既不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从未要求他们在我三个月大的时候就把我嫁出去。